我的父亲曾是村里第一批外出打工谋生的年轻人，他走出村庄的时候是80年代末。父亲外出务工的营生，是挖钨砂。在贫穷的赣南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稀土资源和钨矿资源——这两种矿藏在军事工业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被称为“白金”和“黑金”。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无论黑白，换来的都是比种地要来得多、来得快的真金白银。

    作为第一批外出“淘金者”，那时的荣光大抵可以想象。我们家率先添置了“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当大家还要冒着烈日种收稻子交公粮、以工代赈节省口粮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步入了小康。

    不过，时机再好，都敌不过造化弄人。正当父亲春风得意时，灾难突然降临——有一次，他在烤火时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双脚在昏迷中被通红的煤球烧伤。幸亏被人及时发现，命总算救回来了，但脚却落下了残疾。

    脚受伤了，通往村庄外面谋生的路也就断了。虽然避免了截肢，却也花光了那些年“淘金”攒下的积蓄。被灾难打得破败不堪的生活如何继续？

    腿脚不利索，下田、挑担肯定不行了。于是，父亲指望着能在乡里的集市上寻找营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曾经做过修鞋匠，一针一线都是为了让因变故而风雨飘摇的家庭更加稳固。可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再也不会留恋一双破鞋，修鞋匠生存的空间，越来越逼仄。

    后来，父亲改行摆起了卖烟丝的小摊。几张木凳、一块门板，往街市的屋檐下一摆，就是一份营生。对顾客来说，雪白的卷烟纸、金黄的烟丝，燃烧起来就像驱除烦恼和焦虑的迷药；而对于父亲而言，它们却是为了生活的灶膛能够每天冒起炊烟。

    那时候的集市还很和谐，几乎没有管理者和底层谋生者的对立和冲突，这或许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城管这个职业。工商所、税务所的工作人员上午会在街市游荡一圈，每个摊贩收个五毛一块的管理费。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实在没有钱也就算了，绝不会踢摊伤人。

    如今的街市，恐怕再也没有这么宽松的谋生环境。每个底层谋生者，都显得战战兢兢。管理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常常带有“洁癖”，往往容不下一个破败的小摊。以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看不到这个破烂小摊里承载的平凡生活，看不到这个破烂小摊里寄托着的希望；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通往光鲜政绩路途中的拦路虎。这种冷血的态度和机械的治理方式，让熙攘温情的街市，慢慢变成了政绩与生存对抗的战场。

    到最后，集市被美化了，路边摆摊的几乎绝迹，农家人卖些自家种的蔬菜，也必须到农贸市场里去。而农贸市场的摊位，都是出租的，无论有没有生意和利润，都得先“买票”再入场。

    集市上谋生难了，父亲回到了村庄，帮助母亲耕种那些被荒废的田地。村庄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很多田地都荒芜了，但对“留守”在家的父亲来说，种田的老本行终究是农人的一种生计。如果赶上好年成，加上谷价见长，到了收获季节，不仅能从地里收割全家所需的口粮，还能有一些富余的收入。

    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劳力的流失，在农村打零工的价钱也上升得很快。随着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拆老房子、修大马路都需要人手，但在农村却几乎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村驻守的劳力，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吃香。后来，父亲便带着母亲，在农闲的时候去打点零工，挣些外快。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子。在乡村，父亲营生的变更，某种意义上而言，或正是农村变化的侧影。他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因为苦难而绝望，至今为止，土地也一直给他生活继续的机会土壤。因为有了土地的厚重，再苦难的生活都能孕育希望，甚至开出花来。只是不知道，城镇化把农民赶上了楼，让他们悬空于土地上，脆弱的生活又该去哪里寻找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