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并未麻木，即便已经见惯举报者被打击报复，“山西检察官实名举报干部三年无果辞官种田”的新闻，依旧于昨天在网上被热传。山西省检察院检察官张旭民，实名举报该院副检察长严奴国在担任院政治部主任期间，主持2009年的一次全院公开竞争上岗工作时，涉嫌存在严重违法犯罪问题，三年无果后，他选择了辞官回乡做一名农民，开荒山、搞养殖。（10月24日《时代周报》）

    尽管前检察官张旭民表示，自己还将继续举报下去，但毫无疑问，辞官种田至此已成为一个分外悲壮的结局。

    就像我们曾经评价法官上访是“非典型上访”，检察官张旭民的举报之路显然也是一次非典型的举报。“非典型”首先体现在其身份的特殊性上。检察官的身份注定张旭民拥有比常人更多的举报与救济资源；正是因为这种熟悉，其举报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第二层“非典型”：张旭民举报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都得到核实，但因为被举报者严奴国的继续在位，一次成功举报最终还是成为了无头案。

    看清了此种“非典型”的个人抗争，我们就会看到张旭民身后更浓厚的整体悲剧。当对实名举报的独立第三方调查远未形成，那么举报事项就只能重回事发的原单位处理，如此遭遇的只能是被举报者的刻意障碍，真相难出。在此刻，检察官张旭民与其他的实名举报者一样孤独。

    因为检察官的身份与辞官的举动，从某种程度来说，即便种田仍声明自己不会放弃举报的张旭民，已像极了那个古希腊神话中说出真相的“西西弗斯”，一个人在承担着“不断滚石头上山”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谁来为他减少此种负累？新闻的报道或许会让其被聚焦，促进举报事件本身的被解决。但要让类似的自我反抗式事件不再出现，需要重申的，依旧是对实名举报处理机制本身的改革。

    改革当然不可一日速成，对于山西检察官辞官种田事件，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期待新闻不被降温，并以此来带动更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