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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刚:有些失败的经济预测同样值得鼓励
//www.workercn.cn2013-11-06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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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网上一个叫“李佐军”的人,自称在某个特定场合,做了一篇“我认为是2013年”的演讲。他通过很多分析,得出很多结论,其中最著名的预测是,“2013年前后(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中国可能要爆发一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表现:部分中小企业破产、部分银行破产、部分地方政府破产,这是我们下一步要面对的这么一个状况。”

    由于这段预测在时间上过于确定,跟算命先生说某人某天某时要遭遇大难一样,可验证性实在太高,因此到处疯传,受到高度热捧,连一些比较正规的财经类网站都看中了,予以热情转载。

    “李佐军”所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到来。就此番预测失误,“李佐军”并没有出来作出解释。公众出于善意以及对学术自由的宽容,也大抵能原谅这位“李佐军”。再说,两年前作出的预测,不大会损害到哪个具体人、具体机构的实际利益,估计不大会有人去找这位“李佐军”理论一番。

    其实最近几年,经济预测失败的个案,屡有出现。比较典型的是“房价”预测,凡是预测要跌的,全部失败。根据这种预测作出不买房决定的,损失惨重。不过也没有人去找房价预跌者打官司。其他还有股市预测,当年在6000点的时候,很多专家言之凿凿,10000点指日可待,无数人听信其言,损失惨重,不过有言在先——“股市有风险,入市需慎重”,责任自担。

    无论宏观大势还是微观经济,预测的屡屡失败,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不例外。为此,有个美国学者编写过一本《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试图回答经济学不是科学的原因,无外乎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建立在“理性经济人”之上,但“理性经济人”本身就是一个假设;研究本身离开了科学精神;决定经济走势的变量太多,经济学家不可能穷尽;等等。

    不过无论预测多么失败,人们还是非常热衷,而且就像上面提到的“李佐军”预测一样,时间越精确,传播或相信的人越多。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生活不确定的焦虑感所致。

    如果未来社会生活诸问题都可以用数理公式精确预测,就可以大大降低人们对未来的焦虑,而众所周知,这样的假设是荒唐的。人不可能对这种焦虑无动于衷,于是首先发明算命术,世界各地一度对能够以各种方式算命的人士尊崇有加。科学昌明,自然科学获得确定性后,自然而然,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引入科学研究方法,不可否认,预测的准确概率是大有提高的。

    但无论如何引入包括数理方式在内的科学方法,都无法绕过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即便在所谓“大数据时代”,预判也只是无限逼近未来真相而已。

    所以,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仍然乐此不疲,在或隐或显搞预测。哪怕是历史学,看似研究过去,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不是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记得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部政论片叫《让历史告诉未来》,“告诉未来”四字,将预测意图说得更明白。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如不能解释当下,“展望”未来,研究的意义便大打折扣。还有一些看似与当世社会生活毫无瓜葛的学问,在间接意义上,也是在为预测做基础性的准备。

    无论准确与否,预测未来,就像人需要吃饭一样,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情,人类依靠文字和记忆保存,路径依稀可辨;对当下触手可及的事务,人类根据各种理论和认知图式予以解释,以求“安身立命”;唯独对未来的预见,除了当下显得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认知图式可作分析工具,其他没有任何路径。也因此,对未来的判断失败了,其实是可以原谅的。当然,那种哗众取宠,毫无专业功底和逻辑判断的“预测”不在此列。

    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是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领域,预测者下判断的根据,往往是当下的社会动态与政策及其后果。而预后“良”或“不良”,都构成对政策的赞同或批判,对执政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提醒,从而可以及时作出政策调整,而政策调整反过来又促成预测的不准确。

    思想的自由特性,决定了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并不存在独家垄断的“预测”。客观而论,各种研究机构的“预测”结论越多,结论之间有更多的争论、相互说服和补充,未来的发展与预测之间的契合度越高,就此而论,学术自由是社会复杂化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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