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0日，太原晋源区古寨村发生违法强拆事件，村民孟福贵被强拆者棒击致死。事发后，太原市中院对17人作出一审判决。今年9月，此案依山西省高院裁定重审。庭审时，死者家属孟建伟发现两份由晋源区政府发给两级法院、请求“慎重量刑”的公函。（见10月22日《新京报》）

    晋源这起暴力强拆案，最初曝光，跟孟建伟的“奔丧日记”有关：在“复旦大学博士生”的标签下，这一案件迅速引起媒体聚焦、舆论声援，也惊动了相关领导。尔后，当地迅即启动了案情调查、循迹溯责等程序。

    随着一审判决的出台，人们大都以为，此案已告一段落。虽说“谁是幕后指使”仍无答案，可行凶者被绳之以法，也算是告慰了死者。谁料到，“剧情”竟迎来“第二季”：此案被裁定重审，且重审开庭时间被推迟。

    若重审是基于司法正义对原审的矫枉，倒也无妨；怕就怕，它掺杂了某些人情成分与利益较量。事发当地政府给法院发函，请求“慎重量刑”，之所以激起舆论过敏，在于它暗合公众的灰色想象。

    在两份函件中，都提到疑犯家属多次上访、希望减轻量刑，还称为维护社会稳定，经区委区政府研究，特恳请法院“依法对其诉求予以考量”。对此，当地区政府承认发函，但否认求情。至于“为什么发函”，则未予解释。

    表面上看，公函中“依法考量”、“慎重量刑”等表述，还挺克制，可虑及潜在语境，其倾向性颇为明显：强拆打人致死，基于其恶劣程度与恶性影响，依罪刑法定原则，本就该重典严惩。而今，涉事区政府请求“考虑疑犯方的减刑诉求”，只替单方说话，却未虑及受害方利益，求情意图不言自明。更何况，一级政府逾越正当程序，给法院发函，涉嫌以行政权力干预法院独立审判。

    对法院而言，应有起码的抗干扰能力。若司法判决动辄被行政权力因素干扰，那司法与行政的正常格局势必被打破。案件发回重审，依据的不该是政府“传函表意”，而应是当事方的依法上诉。

    遗憾的是，在发函原因上，当地区政府至今语焉不详，这未免给人遐想空间。尽管说，对政府发函与重审、推迟审理等有无关系，不宜妄断，可案件推进上的“风向变化”，难免引人猜疑。

    以发函手段干预司法的案例，这非首起。它暴露的仍是司法与行政关系的失衡。改变这局面，有赖于制度框架的完善，也要靠个案防范与细节规避：比如在此案中，对区政府发函的举动，有必要清查责任，并予以纠偏。

    政府发函，是角色越位。而要实现个案正义，亟需政府、法院各方遵循规则、恪守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