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报道，为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山东滨州学院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采血验DNA.专业人士表示，在高校中这样大批量大规模采集普通学生DNA信息，他“从没听说过”。

    也许正如报道所说，这是为了“排除学生间误会”，想来很有必要。联想到至今悬而不决的朱令案，如果当年有此技术，不至于拖延几十年成为悬案。再譬如上海高校投毒案，如果不及时“排除学生间的误会”，“误会”积少成多，最后也可能酿成血案。不过，即使出了命案，上海警方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采集学生DNA，可见破案不仅仅靠笨拙地、地毯式排查，也要靠侦破技术、破案程序和办案人员的智慧。

    按程序说，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一般要先排查，根据监控、调查现场遗留物、现场提取的脚印等信息，通过对比和排除，逐渐将范围缩小至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这一个或几个人才能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对这些嫌疑人，相关部门才可以祭起查DNA这一高科技杀手锏。否则这么一路查下去，不仅于程序不合，也是一大笔不菲的开支。譬如滨州此次排查估计花费在50万左右。

    在程序正义问题上，个别部门总是喜欢以手电筒照人，自己往往习惯于“灯下黑”。譬如这几天央视报道，数个地方手握大印的公务人员，总是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公仆的工作官僚化。一个北漂小伙办护照来回家乡6次3000公里，江苏的小狄为办营业执照，跑了十几次工商部门。尽管这些官员在曝光之后受到了查处，但是这一“官僚DNA”可能不止存在于这些人身上。

    通过DNA追查罪犯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同样，通过检视自身的DNA有无缺陷，以便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公仆意识，也是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洗洗澡、治治病”就怕病在DNA，病在灵魂深处。通过一两次曝光便能剔除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坏基因并不现实，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治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