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近了，很多人都在说教师的事儿，于是我想到了师傅。

　　所有教育过我的教师中有一人，也只有这么一位，我称其为师傅。以前当面不敢这么叫，怕联想到工人师傅，后来有了网络，云上碰面很自然地就师傅师傅的叫上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乐意。

　　师傅便是李德顺先生，现而今是大师级的人物。我作为劣等学生愣叫师傅本该是有些惶恐的，可扪心自问，倒真没有谦卑态度。梳理一下原因，应该是“师傅”的念头成型在先：在李老师大成之前，因为一些小事的感触，俺便以师傅视之了。

　　李老师当班主任时主持过一次我们的班长选举，哥几个把这事儿当成了娱乐活动：谁票少下轮就投谁。结果三番五次都没有过半数的家伙，先生显然有些愠怒，脸色可见。意外是他并未高声斥责，反倒是平和严肃地说：尔等如此不负责任，以后能担当什么？！别的同学怎么想不知道，我因之确实羞愧了一下。当然，更重大的影响是班主任之“不怒”，为什么？这让我想了好几天。

　　作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老师，坦白说我不敢以德顺先生的学生自居，既然精神世界也是客观的物质运动，干嘛要分成二元的东西？这太乱，搞不清楚，故而只好闷心里擅自感悟微小事。

　　一次在海淀影剧院看电影，幽暗中俩逃课同学一边乐一边胡评电影，结果后面有个声音说别影响其他观众。透着微光斜眼一看，居然是李德顺同志——电影快结束前赶紧溜号。

　　“他不会认出我们吧？”出来俺俩同声问。

　　后来我们担心的事根本没影儿，看来是虚惊。

　　接着的寒假我和兆平没回去。为自在一些，哥俩亲自制备了电炉。也是巧了，陈先达教授的字很难辨认，李老师让我俩誊写一遍。这不算事儿，可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老师必须上门询问进展，问题是他也不挑时间，一天饭口上把俩埋锅造饭的伙计逮个正着。揣着复杂心情面面相觑的我们未能荣获李老师的训斥。他先是探问抄字进度，语气温和，伙夫心情顿时良好很多。本以为学究不关心炉火事务，末了他还是道出了衷心劝诫：学校查出来事小，要是闹出烟火你们扛不起，让好好考虑云云。

　　他不轻不重的话很容易入耳，故好好考虑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后续方略，结论是那次看电影他一定知道逃课的我们。

　　后来写论文，我的胡思乱想是科技之于人的进化，和“原理”一点也不搭界，没想到辅导老师还是师傅。初稿后，他让我多读些书，维纳、贝尔之属外，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髦的“第三次浪潮”等信息类相关书籍。他显然低估俺了，那些书彼时皆已翻阅，它们所称不过是科技重塑、强化人的肢体功夫而已，而我在想别的事。又或者老师认为论文须有引文、注释，但他并未明说，应该是让我自己去体会、学成。

　　然而，我没办法找到可以引述的字句。一来是自己读书几乎从来不做笔记，二来是我臆想的推测：大脑智慧质的跃升和人性（异化了的）解放，这等“自然进化”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只有通过日后科技的发展来达成。这些东西当时好像没有大师认真论述过——现在的基因类学问估计还在某个疯子脑袋里未成理论体系。

　　总之是我自己说不清楚的事，并辩称没办法找到学究文字来论述。想来这话李老师很不爱听，“你怎么信口就来啊？”他立马就把我顶到了墙上。老师说：就说你文内讲的性解放吧，你要说什么？人性的解放是专有所指的， “性解放运动”所指是本能的性，也可以是人性解放的一个侧面，女性解放也是一种性解放，这样的论述少吗？你给出明确的定义了吗？……做学问，即便是猜想也是不能想当然的。

　　我无言以对。那么深的巷道对交论文而言是没时间探究了，最后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呈上了一字没“引”的论文，不同在于，人家是聪明绝顶的大师，而我是自以为是的傻瓜。为了把自己从傻瓜队伍里摘出来，有好些年我总想起这档子事。

　　实际上我对师傅的学问不甚了解，他后来的《价值论》也没读过，他学问的大小我不太当事儿，但这些细碎的小事在我心中刻下了痕迹，做人、做事，就像从前的师傅那样，真起到了塑型的作用。现在看，“师傅”的称谓，应该就是这些事慢慢蚀刻才留驻在我心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