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执行，病人进院后和医生签个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保健办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协和医院肝胆外科医生黄洁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让医患双方签不收红包协议书很可笑，医生入职第一天就宣誓过（不收红包）。另外，难道大家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3月5日《新京报》）

    从理论上讲，协议本是一种合同，协议一旦依法签订，对签署当事人无疑都是有约束力的。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协议都会有效力，比如违反相关法律签订的协议，比如没有相关法律责任的协议等。医患之间签不收不送红包协议，明显就属于后者。其完全依靠医生和患者的自律性来解决问题，违反协议也不见得有什么代价或处罚，这必然会使这一纸协议陷入尴尬的境地。

    医生和患者之间签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其约束效力如何，明显是不确定的。但换一个角度看，拒红包协议又并不可笑。一者，自律与合同条款约束，毕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些办法，让医生与患者承诺不收不送红包，总比放任不管要强。二者，在无法从体制与制度根本上解决医患间收与送红包问题的情况下，用协议的办法进行预防“疫苗”注射，不管能否真正产生“抗体”，都算得上是一种积极的努力。

    医患拒红包协议也许无效，但它并不可笑。至少，它提醒我们，规范医生行为，理顺医患关系，避免红包下的腐败，促进医疗事业发展，一方面要靠医生与患者的自律和协议，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必须依靠明确的制度和严肃的法律，坚定不移地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如果有一日，我们做到了将医疗事业、医疗体制引上了正常、健康、科学的轨道，医生与患者之间，也就不存在签不签拒绝红包协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