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将通过建立居民制实现市民化。国家将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并使这五大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常住人口。（3月24日《新京报》）

    暂住证走了，居住证来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包含公众的期待。毕竟，从“暂住”到“居住”，改变的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更有制度设置的暖意。源于此，公众对居住证便有了更多的期待——一方面，公众希望居住证的申请门槛能低一些，能最大限度地覆盖流动人口；另一方面，公众又希望居住证上面能够附加更多的公共服务，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换言之，在公众的希冀中，居住证制度推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同城同权”。

    尽管各地的居住证制度不断推出，但国家层面的居住证制度依然处于“空缺”的尴尬位置。早些年，关于居住证制度的探讨就有不少，但一直是只有讨论没有行动。到2012年，终于有所行动了，公安部信誓旦旦地表示“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已经形成，将尽快报审”；而到了2013年，由公安部牵头制定、搁浅多年的“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已经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有望在去年推出。可遗憾的是，这都没了下文，国家层面的居住证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了公众的鸽子，那这项制度的出台，显然还处于“只摸石头不过河”的阶段。

    根据公安部的阐释，国家层面居住证制度一开始的设想是“不设置人才门槛，将覆盖所有外来人口”。可在各地的居住证制度中，却包含各种门槛不低的条款，如必须高中以上学历、必须有稳定工作、必须无犯罪记录等等。可以说，当居住证制度本身附加了太高的要求，其正义性便减损不少。如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国家将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如果真只与居住年限挂钩，自然是最契合制度本意的，不过一个“等”字，仍让人心有余悸，因为这后面可以大有文章可做。

    仔细分析国家层面的居住证流产的原因，不难发现，这背后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扰。毕竟，任何的改革都契合电梯理论——站在电梯里面的人既不希望电梯多停几次，也不希望再有人进来。在各地既得利益者的阻扰下，国家层面“不设人才门槛，全面覆盖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制度必然会举步维艰。毕竟，一地的公共财政是有限的，而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可能是无限的，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而抢先实施居住证制度的城市，如杭州、昆明、上海、深圳等地，无一例外的都遭遇了“门槛高”的质疑，这其实也是地方担忧的一种写照。

    众所周知，国家层面的居住证制度，是统一户籍制度的过渡方案，的确应该推出了，那便不宜再“只摸石头不过河”了。如何避免居住证成为暂住证的马甲，又如何避免居住证沦为“城市的二等户籍证”，并在各方利益下寻求平衡，的确考验着相关决策者的智慧，但不管怎样，国家层面的居住证制度都必须推出了，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居住证的制度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