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严格执法就是最好的普法，但若仅仅将严格执法视为普法的唯一手段，也可能会增加社会对执法公平的疑虑。从现实看，执法操作的公平度以及普法宣传的力度，都还有提升的空间

　　据媒体报道，因在微信广告中“吹牛”，构成了发布违法广告的行为，洛阳银行郑州分行近日被工商部门开出40万元罚单。

　　这不是新广告法生效后第一起因广告“吹牛”而被罚的案件。今年年初，因栗子的外包装牛皮纸袋上写有“杭州最好的炒货店铺”，杭州方林富炒货店受到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被要求停止发布使用顶级词汇的广告，并被罚款20万元。但彼时，这起案件却引发了诸多的争议。比如，一家个体经营的炒货店被罚20万元，是否太过沉重？又如，商家是否知晓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相较而言，洛阳银行这起案件的争议要少得多。究其原因，除了银行与个体户之间的强弱差别，所引发的社会同情心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两起案件的违法情节有很大区别。在炒货店案例中，“最好”的广告表述是用于栗子的外包装上，其实际的传播效应要小得多。而在洛阳银行案例中，“最佳”广告出现在银行微信公众账号中，明显具有更强的传播属性。而从对消费心理的影响看，“最好的炒货店铺”与“抗降息最佳产品”也有大小之分，后者对消费行为的误导恐怕更强。

　　当然，即便是对于一家银行而言，只因为在销售广告中使用了“最佳”的表述，而被罚40万，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其执法警示意义不容小觑。特别因为执法对象是银行这样的“强势主体”，更象征了一种执法的无区别对待。但还是要看到，人们对于这类案件予以特别关注，主要还是表现于对受罚轻重与违法影响是否相称，存在一种公平焦虑。比如在这起案件中，最初当地工商部门给出的是80万元的行政处罚，后因涉事银行拒绝接受而改为40万元，由此所反映出的执法弹性不言而喻。

　　从广告法对应的规定看，对于违规发布广告的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以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则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难看出，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到底该如何判定，或仍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对此，仍有必要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更为具体地说明，既可避免出现执法的模糊地带，亦可增加普法效果。

　　广告中禁用“最高级”词汇，其实在新广告法修订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效地执行。新广告法生效后，已出现多起针对违规使用“最高级”表述广告语的执法，说明该规定正在被有效激活，这无疑是好事。然而，虽说严格执法就是最好的普法，但若仅仅将严格执法视为普法的唯一手段，也可能会增加社会对执法公平的疑虑。从现实看，针对这一条款的规定，执法操作的公平度以及普法宣传的力度，都还有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