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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一连串死亡,问题在哪?
光明网评论员
//www.workercn.cn2015-08-07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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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起毕节留守儿童案件,又有悲伤的后续传来。

  毕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事件,其母任希芬已经被警方找到,现已回到毕节处理善后事宜。她在接受采访时叹息,“愿我家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发生在毕节纳雍县勺窝乡中心村的“留守姐弟被害案”,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对警方承认,姐姐张云钰死前曾被两人性侵。非但如此,同村人还爆料,张云钰去年曾遭同村一位60多岁的老人性侵,后对方以三万元“私了”。

  两起案子,六个留守的孩子。如果把媒体在他们离世后的报道看成是“立传”,这短暂的人生让人不忍卒读。遥远的父母、薄凉的人情、艰难的生计、内心的恐惧、还有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几乎不能抗拒的侵犯,如同危石压顶,让他们只能在夹缝中萌芽和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和生态中,没有孩子遭遇不幸才真让人意外。

  2012年,五名男童垃圾箱内取暖死亡一事,让毕节儿童保护问题浮出水面。随后,毕节七星关区田坝镇先进小学校长杨大志性侵6名留守幼女事件爆出,毕节纳雍县15岁留守学生因被多名同学围殴丧命,加上前述两起震惊全国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毕节的儿童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舆论上的集体追问:为什么又是毕节,为什么总是毕节?

  是毕节政府的儿童保护工作尤为失责、失效,以致远远低于全国同级行政区的水平,还是中国的社会治理弊端率先从毕节这样的薄弱点展现了出来?

  中国的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正在塑造一个大规模流动的社会。一旦进入这种高流动,靠大政府包打一切的治理方式就会明显变得被动和乏力。因为,它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人群和业务都能简单分类的基础上,无法对微观性、细节性和不断流变的问题进行跟踪,也没有能力对每个家庭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记录和帮扶。这个工作,本应由大量成熟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承担。

  美国的儿童保护工作架构中,联邦政府一级负责制订规划和方案,提供资源,监督、评估各州执行情况,州政府也专设负责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行政机构,但到了最基层,处置热线电话、咨询服务、紧急居住服务、临时托管服务、药物滥用治疗、家庭暴力干预的任务,还是大量公私组织共同完成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居功甚伟。但这些组织,恰恰是很多年来政府社会警惕和不鼓励的。

  毕节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到底有怎样的作为?常识推测,在舆论如此严厉的逼视之下,留守儿童问题可能已成为毕节官场最大的“政治”,不可能不尽力。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已建立了三年(已有公民向毕节市申请公开留守儿童专项资金的“财务审计”信息),事故责任人惩处也非常严厉,由一把手牵头召开的关爱留守儿童会议,更在不断强调“知耻后勇”。然而,问题仍然不断跑在治理前面。社会弱小、社会组织弱小的治理空白,最先从毕节这块贫困的劳动力输出地暴露出来。

  留守儿童的“毕节式”死亡,是中国问题的局部展示。它暴露了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的传统设置已难应对转型社会的动态,管制下的社会组织发育缓慢,更难填补治理空白。而这种失效,会最先从社会的两端——儿童和养老问题上不断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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