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市太华路社区的靳先生遇到了件棘手的事儿——母亲生前存在银行的480元，不取可惜，要取就得先花1000元公证。最终，靳先生通过与兄妹商量决定放弃取出这笔存款。（5月5日《华商报》）

　　杨国栋：取逝者的存款非要办公证，这样的规定本身就难言合理。有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和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就应该允许继承人取款，无须多此一举去办公证。事实上，公证处也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作公证的。这种形同刁难储户继承人的规定真该修改了。

　　杨朝清：一方面，民众希望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够更加便民、利民，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另一方面，银行从风险防范和成本管理的角度上出发，又必须强化制度化建设。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历来是一个难题。在这起事件中，银行并没有过错，市民“钱难取”在本质上是为守卫程序正义支付成本，公众也需要对银行的审慎操作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吴兰友：银行为防范风险确实需要有严格的“硬”制度来约束，但“硬”制度不等于“死”制度，尤其制度不能是以增加客户成本而降低自身的风险为提前，对小额存款遗产继承者同样需要开具繁琐的“证明”就属于这一点。任何一项制度都具有人为的特征，都应以人性化服务为旨归，所以说，银行在制定制度时固然要考虑刚性约束，但也必须同时考虑特殊情况下的个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