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教育实践中的师生，在情和理失衡下的种种冲动，正是彼此深陷“罪与罚”泥沼的根源。

　　近日，据媒体报道，云南省巧家县东坪乡中心学校13名初中生被两名老师殴打近3个小时，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当地教育局称，事发前，13名学生编孝歌唱骂教师，并“有严重影响课堂秩序的行为”，老师因过分激动而用绝缘电线抽打学生。

　　教育中的暴力事件，从咒骂、体罚，再到性侵、弑戮，不断挑战着公众想象和容忍的极限。可以说，某些僵化的师生关系，在持续扭曲的价值观和日渐偏执的行为逻辑的挤压下，常常如火药桶，一旦引燃就是一场悲剧。但连续殴打13人达3个小时，且下手凶狠，既不顾青红皂白，也不分主次轻重，只想着肆意施暴，乱泄私愤，更是骇人听闻。

　　让我们回到事件中来分析：几位上课搞乱的学生，以集体编孝歌的形式辱骂老师，如站在当事教师的立场上看，的确有一定的“杀伤力”。因为倘若是个别人闹事，那只不过是“点对点”的简单矛盾，但在众口铄金、指鹿为马的情势下，则是“点对面”，其动摇的将直接是教师本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此情况下，教师有情绪上的反应也不难理解。

　　但问题是，面对犯错的孩子，教师情急之下，恰恰选择以更大的错误来回击对方，而且这种错误的情感逻辑竟是希望纠正前者的错误。但理性辨析的结果却是，如此过激的3个小时，不但全部抵消了自己在初中3年中的教育努力，恐怕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还需要自己一辈子以愧疚和自责来偿还。所以，一个颇为无奈而又痛心的结论是：当所谓的“教育”和所谓的“师道”，一时成了某种暴力权力的天然庇护，让施暴者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时，他们自身也就完成了一次终结性的消费，从此教育对他们来说，不是恶梦，就是伤疤。

　　如果我们假设：当情绪平定之后，这两位教师还会有这样的举动吗？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几乎与问醉驾者是否愿意再肇事一样。但我们从中也切实看到了教育在“情理”上的两面性：只有“理性”，教育就成了工厂和车间，学生只是产品；只有“情绪”，教育亦将变得空乏、虚伪和矫揉造作。

　　显然，教育实践中的师生，在情和理失衡下的种种冲动，正是彼此深陷“罪与罚”泥沼的根源。此次事件中以“受害人”自居的13名学生，不知尊重教师、不会合理表达，视课堂纪律、教学秩序如无物，彼此多戏谑顽劣而非友善互助，这一方面与其成长背景有关，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的德育工作，是否在“育人”上还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弥补？初中的三年，正是一个孩子人格健全和“三观”建立的关键期，我们是否关注过他们在“花季”“雨季”里的“成长的烦恼”，而不只是天天盯着分数赶鸭子上架？

　　从教师的角度说，若因受辱而不能自已，做出“出格”的举动，则当然是失策的，也必将付出代价。如何诫勉呢？从“治标”上看，我们可以从严教师资格（审查）制度，多设立一些应对课堂意外生成的应急办法，在考核评价中做适当的奖惩倾斜。从“治本”上说，应该强化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内化教师职责认同感和使命感，让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哲学等成为真正指导教育实践的明灯和基石。

　　教育情理之间的失衡，有时候只在当事人的一念之间，而若要在关键的时刻走好那关键一步，功夫却常在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