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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昨天,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在里约奥运会依然颗粒无收。奥运金牌的荣光似乎总与这个发展中大国无缘,印度政府好像也并未在体育方面加大投入,在奥运会上挣“面子”,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奥运会竞争可以说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一国取得奥运佳绩不仅可以对外提高国际威望,还能对内提高国家凝聚力。对于多民族、多语言且渴望跻身大国行列的印度来说,取得奥运佳绩的意义不言而喻。
印度对奥运的重视从对其金牌运动员的礼遇中就可见一斑。印度射击运动员阿比纳夫·宾德拉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他不仅获得了民族英雄般的礼遇,还从印度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获得了不少于5000万卢比(约合500万人民币)的免税奖励。
既然冠军如此受敬仰,那印度为什么不更加重视奥运?其实,印度未能取得奥运佳绩,并非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能。
从根本上说,竞技体育是“奢侈品”,因为其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一国的经济实力。根据国家不同的经济实力等级,获得奥运佳绩一般有三种模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国民有闲有钱参与体育活动,高校、俱乐部、赞助商就形成了利益自洽的“市场体育”,因此这些国家即使直接投入体育的比例并不高,也还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那些实行计划经济、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则凭借较高的国民素质和有力的政策配套,围绕专门行政机构形成“计划体育”,这些国家直接投入体育的比例比较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而大部分处于前工业时期的国家,很多国民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市场体育”无从谈起,“计划体育”难以实施,只能依靠零星的民族项目或天赋项目,搞专攻单项的“传统体育”,例如加勒比国家的短跑、东非国家的长跑等等。
处于前工业化时代,但政府执政能力低下的印度地位尴尬——既无法依靠社会力量自发形成“市场体育”,又没法调动行政资源开展“计划体育”,如板球、卡巴迪一类的“传统体育”还不属于奥运项目。
虽然印度和其他国家一样看重金牌带来的激励和“面子”,但是由于体制缺陷,出于无奈只能寄希望于少数精英运动员。比如阿比纳夫·宾德拉其实是一名商人,他出于“兴趣”练习射击,并在自家后院建了一个独立的射击场。
国内批评家在抨击“举国体制”时,总想着用“市场体育”无形的手取代“计划体育”有型的手,却忘记了“市场体育”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绝不会自动形成。而印度的例子恰恰告诉我们,在条件不成熟时,“举国体制”的对立面不是“全民参与”,而是“寡头体制”。在国家、社会缺乏投入的情况下,极少数富裕精英会占据了“奢侈”的奥运会代表权,而大部分忙于温饱的国民却难以参与。(作者是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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