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浙江日报《生育二孩，还需出台激励政策》的报道中说，在省“两会”政协民革界别组的讨论中，诸葛启钏、戚永远、刘炳炎等委员不约而同地指出，要让育龄夫妇放心地生育二孩，就要补上诸多民生短板，为将要来到的二孩们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生活、生存环境，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供应并改善其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这些建议内容，确实是确保放开二孩政策实现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努力的方向。

　　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所有的育龄夫妇，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而要二孩的。因此，激励生育二孩的政策，究竟应该以个人为本位，还是以“社会需求”为本位？如果以社会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经济发展目标这类社会问题为目标出台相关政策，就意味着，如果这些社会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就用不着改善民生了。这种思路和理念，其实是把国民个人幸福的需求与社会管理的需求割裂开来，把个人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而非目的。激励二孩生育的政策，是以社会管理为本位的产物；但是，社会是一个整体，二孩是全体国民的一部分，为激励二孩生育而改善的民生环境，不可能与全体国民的生存环境分隔开来。

　　诸葛委员在谈到二孩问题时，具体指出了“70后”、“80后”各自所面临的不同人生处境对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这样的思考，要求社会管理者从民众需求为出发点来制定政策。按照这个要求，要鼓励生育意愿，仅仅是增加了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供应是远远不够的，改善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机制，即使不比增加公共资源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

　　2013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副主委周新生的发言在两会内外引起强烈共鸣。他的发言题目是：“尽量让国人少求人不求人”。周委员发言过去三年，中国人处处要求人的现实改变不大，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求人；二孩生下来，迎接他的仍然是一个事事求人的环境；有了二孩，父母就再次踏上了求人的征途，这对人的精力是无尽的消耗，是对人的尊严的嘲弄。这种求人过程，让迎接新生命的喜悦感幸福感大打折扣，更让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大大降低。

　　所谓“求人社会”，是一个公平短缺的社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它是各个领域里的具体的公共产品的最高保障。没有公平，本来可以求助制度、求助法治的事情，人们不得不求助权力，求助各种关系。一个“求”字，道尽人与人的依附关系，道尽平等缺失的屈辱和酸楚。天底下没有一个父母可以事先征求孩子的意见，说你想不想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尽可能让这个世界适合人的生存。二孩什么都不是，二孩是人，应该怎么对待人，就怎么对待二孩。也许，放开二孩政策，无意中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契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送给二孩一份什么样的礼物，二孩倒送了我们一个沉甸甸的问号。如果这一代人没有出息，那么很可能二孩一代仍然要奔走在求人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