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下午16点50分左右，四川宜宾市南门桥上，一辆14路公交车发生爆燃。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四川宜宾“5·12”公交车燃烧事件是人为造成，现场唯一死者余跃海系纵火犯罪嫌疑人。（5月13日《法制晚报》）

    从厦门到贵阳，再到宜宾，一起起公交纵火惨案，已成为难以言喻的社会之殇，也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公共安全这个沉重的话题。

    车门打不开，敲碎玻璃逃生，甚至将孩子扔出窗外……在宜宾公交起火的瞬间，这些场景是多么似曾相识，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安全逃生的艰辛，也深感惶恐不安。保障公交运行安全，我们并不缺少技术手段，也不是没有搞过逃生演练，但为何在关键时刻，“生命通道”仍会变得如此狭窄？面对突发状况，倘若乘客能够稍作镇定，有点秩序，伤亡几率是否就会小很多呢？这些细节上的拷问，折射出安全逃生与应急的漏洞。

    人们注意到，宜宾公交爆燃又是一起人为纵火案。疑犯余跃海的暴戾，从何而来？是发泄怨愤来报复社会，还是悲观厌世要同归于尽？虽说疑犯已被烈焰吞噬，原因也正在调查之中，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利益诉求和解决机制不畅通，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不跟上，社会调处和防范措施不健全，这样的漏洞就足以让人“变形”而产生病态心理，让“个人恐怖主义”有灰色土壤可以寄生。

    宜宾公交纵火案中的种种似曾相识，皆在于前车之鉴没能引起足够的警示。公交惨剧不再重蹈覆辙，除了要加大安保投入，对生命安危多一份敏感和责任担当外，更应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互助救助机制，帮助人们去除暴戾、摆脱“绝境”，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