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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限行换蓝天只能一声苦笑
刘白
//www.workercn.cn2016-01-22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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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双号常态化这样的公共政策,是否能当得起“代表”,是否适宜被“模仿”和推广,又将给大气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三思。

  经历了两次雾霾红色预警之后,“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消息开始在北京流传。先是网络爆出,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研究于供暖期间,全面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的可行性;随后北京媒体又同期发布通稿,称“北京9年实施6次单双号限行,治霾效果明显”。虽然在一片反对和批评声浪中,官方始终声色未动,但很多民众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吹风”和民意试探。

  民众的激烈反弹,有助于决策者静下来掂量掂量此类政策出台的后果。供暖季以来笼罩华北的严重雾霾,让官方和民间在治霾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两次红色预警中公众对于临时性政策的高度配合,也深化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这种难得的局面,需要被高水平地促进。一旦公众认为,雾霾治理的是让他们在呼吸权和出行权之间作出“朝三”还是“暮四”的选择,就会对大气治理的决策善意、决策水平产生怀疑。这种情绪下,未来的治霾决策就可能被民意孤立。

  一项公共政策,需要正义性和实用性的双重支持。治霾本来是在归还经济发展方式的欠账、归还权利欠账,如果把权利归还异化成一种权利索要,这在正义性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更重要的是,北京单独治霾实际是个伪命题,即使北京机动车全部停驶,也不能改变它地处重工业省地域之内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后果,这个现状甚至不需要什么数据分析,是老百姓肉眼可见的事情。大气治理得在京津冀一体化中下一盘大棋。

  单双号限行是民众对应急状态的一种忍受,用它换来的蓝天,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只能一声苦笑。而把社会应急状态常态化,在任何正常运转的社会中都很难一见,几乎是社会治理的“忌讳”。要知道,北京等一线城市集中代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及与这种经济水平相对应的公共决策水平,它们治堵、治污、调控房地产、分配教育资源等等决策,已经陆续被后发地区学习和模仿,继而产生全国性的辐射。单双号常态化这样的公共政策,是否能当得起“代表”,是否适宜被“模仿”和推广,又将给大气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三思。

  回头看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学者们就开始提出中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命题就已经正式提出。这么长时间,一代人都成长起来了;这么多理论铺垫和实践积累,任何系统性的布局都应该已经成熟了。到了雾霾锁城的今天,如果说,公众还能对现有污染状况的复杂成因怀着理解,却不愿意忍受简单、粗暴和低水平的治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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