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居北京之首，近几年不少案件涉及“互联网+”。通过梳理发现，“互联网+”企业易引发四类劳动争议案件。一是“O2O”模式下服务者是不是劳动者；二是“钱烧没了”，“互联网+”企业能否随意降薪；三是“互联网+”企业并购重组产生的多种劳动问题；四是在互联网行业，技术人才和高管跳槽常会引发竞业限制争议。（8月27日《工人日报》）

　　四种争议中第一类最让提供劳动服务的人伤心，他们明明是劳动者却又不是符合劳动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因而劳动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很多重要权益也消失。对于劳动者来说，很难理解“O2O”是什么意思。“O2O”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平台，2013年O2O进入高速发展阶段，O2O商业模式横空出世。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建立的信息平台当然不能是用人单位，但“互联网+”企业使用提供劳动服务的人员是不是劳动者就有些存疑。

　　那些受雇于“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服务者，没有统一固定的工作地点和场所，也没有固定时间常见面的工友，他们按订单从事劳动服务工作，他们有企业的工作服但又不受企业特别管理，他们的劳动收入是客户上缴“互联网+”企业后再由企业返还他们的“提成”。如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的“网约工”劳动争议第一案，“网约工”要求确认他们和上海乐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公司只承认和他们存在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如果从劳动法律明确的劳动关系规定，比照“互联网+”企业的用工方式，企业使用的劳动服务人员，真的达不到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标准。但这些人员又不能真算自谋职业创业者。由于用工形式的变化，这些“劳动者”丧失了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法定权益，似乎不那么公平。

　　可以断定，第三产业会越来越兴旺，而“互联网+”企业会更加有力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第三产业中“互联网+”企业的用工模式。而且对于传统的用工企业，同样会探索“互联网+”企业的用工方式以缩减职工的权益——降低用工成本。

　　第一代农民工老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他们的养老由谁来负担。而“互联网+”企业聘用的没有劳动关系的劳动提供者，日后也会面临和第一代农民工同样的养老保障问题。劳动法律需要面对这些社会保险问题予以回应。

　　法律制定需要的过程相对会很长，要梳理社会各方意见进行整合，要专门讨论和审核必要的程序。不过政府也可以依据社会发展出现的普遍性问题，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补偿法律存在的缺陷。例如过去建筑农民工频发工伤，但没有劳动合同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2005年，原劳社部12号文件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这个举措是不是可以借鉴于“互联网+”企业，对提供劳动服务者，无论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没有职工社保关系的，企业应承担一定的职工社保责任，这样能更好地解决“互联网+”企业出现的劳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