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日前获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作为上海承担的又一项“先行先试”改革探索，群团改革是否能使群团组织回归“群众”本意，实现中央要求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当是最大的看点。

　　“三性”看似抽象，却绝不是大而化之的道理。至少从相关单位陆续透出的改革方向上看，“三性”其实很生动——上海市总工会率先披露的改革方案中强调，要改变传统工作方法，克服“自弹自唱、自娱自乐、隔空喊话、封闭运行”的工作模式；团市委早先发布的改革愿景，亦表示要让服务青年“实起来”、让青年组织体系“活起来”。

　　要“实起来”，就不能“自娱自乐”；要“活起来”，就不能“闭门造车”——对各个群团组织和群团工作改革而言，这都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而自娱自乐和闭门造车，恰恰是过去群团组织“脱离群众倾向”的直接表现，亦是改革最需要动刀的环节。

　　今年7月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后，无论是人们最熟悉的“工青妇”还是其他10余家群众团体，均对自身问题有过检讨。本来，群团组织应当是最具群众性、同群众最近的团体。但现实中，各级群团组织多少都遭遇着“四个化”的共性问题：“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

　　来自群团组织自身的检讨和反思，都没有讳言这“四个化”。“行政化”和“机关化”导致名义上的群团组织实则更像是官僚机构；“贵族化”让群团组织的决策和工作同“田间地头”相去甚远；“娱乐化”则可能令群团组织彻底沦为一个“花架子”——许多以唱唱跳跳、吃吃喝喝为主的“群团活动”，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但吃喝玩乐，恰恰一度是不少群团工作者最容易选择、也最乐意选择的方式。

　　进而言之，存在于日常工作中的“娱乐化”习惯，必然导致整体全局的“自娱自乐”状态。而“自娱自乐”又会同“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相互勾连，最终成为困扰群团组织的“梦魇”。在社会发育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处于社会和行业中心地位的群团组织，具有相对充裕的话语权和可支配资源；那个时代的“自娱自乐”，多少还能依仗体制优势。然而，今天的社会格局已经大相径庭。当“群众”早已不是昔日的“群众”，社会结构和需求也早已告别一元化时代，群团组织如果依旧“自娱自乐”，只能坐视自己不断被抛向边缘。

　　被边缘化或许是群团组织正在遭遇的困境，但显然，它绝不该成为群团组织的归宿。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早已明确，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度，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如何加强群团工作作用，进而重回某种“中心”位置，就不能不向“自娱自乐”的状态告别。

　　告别“自娱自乐”，意味着重新认识并明确群团组织所面对的“群众”是谁，并将组织工作悉数纳入“群众”的需求体系之中。既然是群众团体，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群众需求”，而不是狭隘的“上级要求”；开展工作的模式和手段应贴合群众特点，而不是“习惯做法”；对工作成效和群团干部水平的评价，也应当基于“群众认可”，而不是“对上负责”。在各项工作中都明确如是三点，自然就能跳出“自娱自乐”的怪圈，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的问题，亦可以迎刃而解。

　　对群团组织而言，这样的改革逻辑并不复杂。告别了“自娱自乐”状态，群团改革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不过，改革说易行难，真正付诸实践，毕竟还需要花一番工夫。一方面，群团工作者的思维观念和工作习惯自然需要充分更新；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体制机制，包括针对群团组织工作绩效的考核与评估，也要准备好动一番“大手术”——如果在群团组织的运行制度上难以打破“行政化”壁垒，在用人机制等方面跳不出传统的“内循环”，单凭群团组织的个体自觉，告别“自娱自乐”恐怕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