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预算支出情况要不要公开？这个本应毫无争议的问题，竟也可能令人感觉模棱两可。日前，安徽省审计厅就省级“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等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但就在“新闻发布”之后，记者关于具体的预算变化情况的追问，却被官方以“内部资料”为由明确拒绝。

　　前脚刚在台上公开，后脚便在台下遮掩，政府部门这种转瞬间的态度差异颇为令人费解。无独有偶的是，山东一家媒体不久前也有类似遭遇。其报道当地安监部门对煤矿企业违法违规问题的公告，竟被安监部门要求撤稿。后者对媒体发出警告称，报道安监局执法公告的行为“改变了公告执法信息的初衷，给企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公开者批评“报道公开”者，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一再出现这类反差，就不止让人啼笑皆非。更堪玩味的是其折射出的某种奇怪心态：我可以公开，但你不能追问——颇有点旧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而这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公开”的误用和曲解。

　　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政府行政的基本原则。“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早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一条明确通例：“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近年也逐渐成为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数度指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李克强总理亦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场合告诫说，现代社会已经变为一个透明度很高的社会：“对于媒体关切、特别是一些重大关切，在座的各位部长们也要主动回应！”

　　显然，信息公开并不是一种“秀”；强调信息公开的目的，不只是彰显政府的开明态度。本质上，政府行使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自然需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而坦诚有效的信息公开，就是接受监督的最直接形式。人民监督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其既包括相关政治制度规定的监督，亦包括日常化的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同样的，公开的形式也有多种。政府官员坐在台上通报自然是公开，到台下接受媒体询问也是公开；官网上发布信息自然是公开，而媒体的再报道、再传播，当然也是一种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本来要求，台面上和台面下的公开，都是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因为只有充分而具体的信息公开，才可能受到人民充分而有效的监督，才能尽最大可能全面地规范权力运行。若仅将官网和发布会之类“权威渠道”的公开视作公开，却把台下的追问、媒体的传播视作“异己”，无疑有违公开的本意，甚至不合基本的逻辑——安监局向社会公告违法单位，本来就是为了惩戒违法行为，并以舆论压力倒逼违法者的改过与自省。如今报道公告却要担上“改变公告执法信息的初衷”、“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的罪名，人们不免要疑惑，这个“初衷”究竟是什么初衷，“社会影响”又应该是怎样的影响？

　　这样的逻辑本身很难自洽，却可能透出另一种真实，即相关部门并未真正将公开视作天然的责任，更未将公开有效性奉为目标。毋宁说，公开被视作一种的权宜之计，甚至成为徒留形式的象征性举措。这种心态，恰恰在近年并不鲜见。本来，“有效”是一切公开的根本要求，“精准”则是实现“有效”的必要手段，其前提则是主动、自觉而坦诚的公开心态。但在不少地方，人们依然以一种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态度面对公开，公开似乎是完成了一次“不得不做”的任务，甚至沦为一场游戏。在这样的心态下，公开的意义只能荡然无存。

　　当然，公开本身是个系统性问题，需要叩问的不只是部门或个人的自觉。譬如令安徽记者吃闭门羹的“三公”经费预算信息，官员一概称之为“内部资料”固然不妥，但也不能排除其不便照单全说的理由——在预算公开的细化程度尚不彻底的时候，有的问题可能真不能随口一说，光盯着一两个官员的主动与否怕也有些勉为其难。要去掉这种后顾之忧，并改变官员对待公开的实用主义态度，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彻底有力的改革——当公开的有效性、公开的自觉同公开的形式一样成为铁打的制度，再有“伪公开”的念头和本事，都会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