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庙文学创作班座谈会上，杜芳伦老师讲了这样一段学界佳话，张中行先生与启功先生是多年挚友。学者某君，与二位先生均有旧交。一日，他先去看望住院的张中行先生并求其题字，张先生略一思索，便写了“学之所求，不信重于信。”尔后,他又持字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启功先生亦请其赐墨。启功先生即时写道“学之所得，不知多于知。”杜芳伦老师评论说，二位大师，谈学论道，珠联璧合，见解精妙。

　　好一副绝句楹联，天设地造，有何精妙？

　　“学之所求，不信重于信。”可以解读啃书本,做学问所追求的信念是怀疑精神。“不信”就是怀疑,就是否定；“信”就是肯定，就是否定之否定。

　　任何书本，都是一家之言，有其独到见解也必有失偏颇；任何学问，都是涉及某一领域，有其可贵探索亦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任何理论，都是因势而立而随时空变化则除旧更新。所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包罗万象永远正确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所以，严谨的治学者，先学而后质疑。不迷信，不盲从，不跟风。有真知灼见而卓然独立，持个性禀赋而自成一家。司马迁写《史记》，亲眼要看一看那曾经挂过侯生头颅的城门；李时珍修《本草》，采百草改正前朝医典的错误；范文澜著书，“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做学问当然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博览群书淹通群籍，甚而宁愿做书痴但不是做书奴。读书是为了让人站起来且站直了，读书的结局如果做了书的俘虏，读书把人读趴下了，那大抵是读书人缺乏的正是怀疑精神，“尽信书不如无书”。

　　张中行先生的“不信重于信”是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在“信”与“不信”之间，先生拿捏得很有分寸。不是全“不信”，怀疑一切；也不是“全信”，全盘接受。而是有侧重，有分析，有甄别，有取舍。而前提是自身有功力，有底气，有眼光。才能审慎之，思辨之，扬弃之。他看到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很多现象未必反映本相，而有些则“著相皆虚妄”。

　　启功先生铁砚磨穿，退笔成冢。他的“学之所得，不知多于知。”则是一种逆锋般谦虚，藏锋般逊雅，别有一番回锋折笔的感悟与境界，甚至可以说从千年碑帖中悟到一种禅境了。

　　终生求学治学教学，到头来得到什么？收获了什么呢？是“不知”多于“知”。“知”是有限的，“不知”是无限的；“知”是得到的，“不知”是未知领域。以启功先生的学养，首先承认自己“不知多于知”。其实不只是先生虚怀若谷的胸怀，谦恭海纳的气质，更深层次是对个体与全体的认知，相对与绝对的领悟而直指事物的本质。

　　一个人毕其一生做学问，从青丝盘顶到头上飞雪，所得到的所谓成就，先不说未知领域，就人类已经创造的知识来说，只不过九牛一毛，沧海一粟，恒河之沙。况且，天下之大，人才之多，奇才之众，知识之无极限，整个宇宙都在膨胀延伸。个人所获得的那点“知”，是多么可怜兮兮微不足道。而“不知”则无时无刻在层层包围着你，逼仄着你。如非洲的小小埃博拉病毒，弄得整个地球人都手足无措。

　　谦虚是需要资本的，大海谦虚的资本是胸怀；而狂妄倒不一定需要资本，因为有一种狂妄叫无知的狂妄。真正的导师不认为自己是导师，虽然潜移默化地在引导人们；真正的大师不认为自己是大师，虽然在静悄悄地将人们从混沌指向黎明。从未听说过张中行先生和启功先生自称为大师，倒是很多人认为二位先生确实是大师。而那些自称大师的人，往坏里讲，不过是江湖术士，社会骗子；往好里讲，也不过似井底之蛙，坐井而观天；如尺泽之鲵，在泥沟里打滚。

　　张中行先生的“学之所求，不信重于信”是一种求学精神,心之所依决定了眼界和视野。先生看到了知识的局限，提醒自己对自己可能的局限所局限，具有宏观的视野；启功先生的“学之所得，不知多于知”是一种治学境界,魂之所系决定了气度和胸襟。先生看到了自身的局限，警醒自己对自己可能的无知的觉知，体会到哲思的精微。其中的况味，也许“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二位大师所说的“得知求信”四字，足以让人去感受，去理解，去尊重，去领悟。别人可以做多种版本的解释，但我只做上述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