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裁量权空间失之过宽、失之过多之时，采取一定的“网格化”来定位，在于能体现法律“一体适用”的原则

　　北京市食药监局自去年底以来试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网格化”管理，明确从重、从轻、减轻及不予处罚的等级划分和具体情形，“以违法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为纵向坐标，以从重、一般、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情形为横向坐标，进行综合裁量，实现对‘自由裁量权’的网格化判定”。

　　根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实行“网格化”自由裁量权管理后，仅有4起案件被受罚企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率大幅下降，呈现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判定“心服口服”之势。

　　由于立法语言的开放性、具体因素的多样性、价值倾向的个体性，立法者不得不授予裁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限，以适应多变的社会情况与复杂的个案。立法活动不是对过去行为的规范，而是对未来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因此很难对未来的行为准确地作出“假如有A行为，必予以B处罚”这样的线性规定，而是往往授予裁判者一定的选择空间，即“假如有A行为，应予以B、C或D等处罚”，裁判者可在B、C或D中取舍与选择，由此构成其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在于其“选择权”，简言之，就是“自由”，若无“自由”，则也无所谓“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社会意义是积极的。以公平正义为追求、以诚实信用原则来判案，拥有裁量权者就可以对复杂的个案作出适当的裁判。正确与适当地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裁判，可以引导、促进社会的进步。相对而言，在普通法系国家里，裁判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要多得多，可以“自由心证”；而在法典系国家里，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多受法条限制，但仍然会给予裁判者充分的自由裁量机会。

　　然而，自由裁量权的权限不是越大越好，其选择权也不是越多越好。当权限过大时，问题也就出现了：判罚会明显有失公平，自由裁量权会偏离社会公平正义，裁判者的诚实信用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以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为例，该法条规定的罚款是“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当货值基数越大，罚款绝对差距就会越大，一个基数小的十倍与一个基数巨大的五倍，前者可能会被判罚者认为“从重”，后者则可能被认为“从轻”，但事实上，“从轻”判罚的绝对值却可能是惊人的。

　　在自由裁量权空间失之过宽、失之过多之时，采取一定的“网格化”来定位，在于能体现法律“一体适用”的原则。但“网格化”也不能太密太细，而要适当。总之，自由裁量权既要“自由”，也要关在“笼子”里，二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