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最小的诗人”、9岁的梁胜杰，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系列萌诗。他6岁起写诗，已写了200多首诗，“开始是妈妈逼得，被逼到了9岁”。他的诗，满是萌萌哒：“妈妈很贱，我爱她” “你推我你又亲我。”（10月28日《华西都市报》）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在功利和焦虑的成年人的鞭策下，一些孩子过早地被塑造甚至被炒作成为作家、诗人乃至“天才”、“神童”。然而，在耀眼的光环背后，在不为人知的幕后，这些孩子的生存生态究竟如何，他们的精神家园怎样？在“狼爸”、“虎妈”的威逼利诱下，这些“被揠苗助长”的孩子取得了所谓的成功，却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纯净和快乐。

　　和“农民诗人”、“脑瘫诗人”余秀华一样，“最小的诗人”以其打破常规的身份标签，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只不过，“秀华体”的走红，不仅依靠的是角色反差带来的新奇效应，也和作品本身有关：余秀华—直在用诗歌清洁和悲悯着自己，在那个现实与虚拟交织的世界里,她用诗意的语言书写着人生的爱与痛。

　　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只有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守望精神家园的真诚诗歌,才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最小的诗人”的诗歌尽管有些可取之处，却背离了诗歌创作的根本——诗歌应该是一种听从内心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屈从于“暴力育人”的作业。

　　在一个以出名、当官、发财为成功目标的时代里，为了让孩子过上不平凡的生活，一些习惯替孩子做主的家长们，以一种严苛甚至残酷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揠苗助长”。这些“把孩子看作成人”的家长们，忽视了儿童在人生秩序的独特地位；对儿童进行过度开发和提前消费的做法，即使能够取得短期的收益，却不可避免会对孩子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法国哲学家福柯有句名言，“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当儿童的主体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儿童就会在成人意志的裹挟下上演“变形记”，成为父母想要的模样。被妈妈逼迫着写诗的梁胜杰，成功地实现了“出名要趁早”；尽管“最小的诗人”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却难以打动读者。说到底，在一个浮躁和功利的时代，我们并不缺乏诗歌，而是缺乏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作品。

　　将身份标签推到前面，而将诗歌推到后面；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既不利于诗歌的发展，也不利于“最小的诗人”的健康成长。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对“最小的诗人”趋之如骛；一个理性的家长，不应对孩子过早地“催熟”、过度社会化。让孩子有个单纯、简单的童年，不好吗？（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