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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信出现“代际断崖”,怎么破
刘迪
//www.workercn.cn2017-12-27来源: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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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今年10月辞世,令人扼腕。这些年来,两国关系深陷危困,但不论在任何场合,他都是现代中国的坚定理解者。在今天,不论中国或日本,都急需他这样两种文化的沟通者。今天以及未来,如何理解、继承他以及那些“掘井人”,这需要我们用心去做。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友好团体联结了中日两国。日中友好运动成为超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的国民运动。正因如此,这一运动才能持久扎根日本社会。那个时代,日本民众普遍心存一朴素信念,即“日中不再战”。这是推动这个运动的最低纲领,对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来说,这也是神圣纲领。

  今天,中日均缺乏上世纪50年代卡里斯玛那样的民间运动领袖。在那个时代,往返东京北京间,需要几天。但那些民间领袖,不顾千辛万苦,为两国友好搭桥。与那个时代相比,1972年后中日间已签署了四份文件,但为何这些制度却无法阻止两国关系滑坡?古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不能仅靠纸上的东西,而应让其注入鲜活的内涵。

  中日的相互理解,得益于那些热情洋溢践行使命的人。上世纪80年代,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留下的美好感动至今仍在日本社会延续。当年负责接待他们的中方人员,此后在各自领域为中日交流做出贡献。今天,如何找回30余年前的感动?中日友好,如何获得千万具有热忱的年轻一代?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经济关系高速发展,但那些“掘井人”开始相继离去,中日互信遭“代际断崖”。

  中日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分别形成一种历史情结,至今仍在影响各自对外政策。日本对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历史上首次确立了对华强势地位及优越感,成为此后日本国家统合的近代化资源。这种资源至今仍或明或暗影响到今日的日本对华政策或社会心理。同样,中国在抗战时期实现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成功将这种民族成功的体验融入国家建设过程。

  本来这种历史情结,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强大的国民运动以及拥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推动得以调控。但最近数十年间中国恢复历史大国地位的进程、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以及国际格局变化的背景因素,造成双方交流、调控断裂。中日无法彻底消除有关领土、历史认识导致的对立,却有可能通过交流,求大同,存大异,管控对立。

  然而,目前日本年轻一代缺乏对华关心。冷战后的教育深刻影响了日本年轻一代的中国观。日本知识界依据新的范式解读中国。两国媒体人多在上世纪90年代接受教育,他们与上一代截然不同。我们无法轻视彼此的这种认知鸿沟。

  今天中日交流,民间走在政府前面。大量中国普通市民走出国门来到日本,他们是观察者、交流者,他们不但看风景,也渴望体验,喜爱交流。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如何把观光与促进中日理解结合起来?如何促进停滞不前的日本观光者访华,这也是双方共同的课题。

  两个国家对立的背后,有民族主义因素。我们无法消灭民族主义,但应在承认其存在的前提下,超越其负面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中方邀请许多日方人士访华,不论其政治观点。这种交流遗产仍值得继承。在缺乏交流渠道的时代,两国建立了一些交流机构,如何寻找新定位,这些机构正在不断摸索。让众多年轻人加入其中,才是永葆青春的力量。

  我们身处的国际社会主体,仍是国民国家。在国民国家的框架下,知识体系成为国家知识,知识人成为隶属于国家的知识人。国际政治学者往往首先成为民族主义者。今天,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我们应怎样对待“国家利益”“国民利益”?

  人们知道,即使在两国关系险恶时,中日环境研究者的交流仍比较顺畅。这是因为双方有着共同目标。我也知道,日本有个木琴学习团体,常年坚持与中国木琴学习团体交流。

  我们总要想些办法,拯救正在远逝的理想。这代人老了,还有下一代。中日政府都十分重视青少年交流,拨出专款用于这类交流。目前这种“青少年交流”常被委托给民间机构。如何能让青年交流从一种“项目”转为持久的民间交流制度?是否可把这种交流下放到高中,搞成一种修学制度?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的“士”依据普遍“共同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在东方世界,他们的知识框架是共通的。在牵涉国家利益冲突时,他们会依据普遍原则以及人类共同利益提出目标,制定解决方案。这是因为知识人有祖国,但他们依据真理的行动无国界。

  这些年,两国政府关系停滞时,民间交流也受影响。我们是否可设想,假如两国民间人、知识人跨越国界,建立许许多多稳定的交流渠道,甚至建立许许多多不同专业领域的“市民共同体”“知识共同体”,那么这种跨越国界的“市民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将很可能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碇石”。中日必须超越“战略互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日需要以高度热忱推进相互理解进程的新领袖,需要构筑许许多多“市民共同体”与“知识共同体”。

  很多年前,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依田憙家曾提议建一所“日中友好大学”,获得许多响应。我曾对周围的日本教授提起这个设想,他们反应热烈。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这个条约签订后,近两代人成长起来。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让和平在两国间一代代维系下去,人才不可或缺。为此,两国能否为中日,为亚洲,建一所“亚洲和平大学”呢?(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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