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申请者提供解除同居关系的法律文书属于“滥设门槛”，表面上是“业务不精”，本质上却是权力滥用。解决“办证难，办事难”等顽疾，根本上讲还是如何限制和约束权力的问题。

　　张女士以前与人同居且育有两个孩子，尽管两人已分手多年，她想和现任男友结婚登记时，却被男方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新泰市民政局要求必须证明她确实已解除跟前任的同居关系。女方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民政厅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表示，户口簿上的信息变更即可。（《华商报》1月19日）

　　由于民政局要通过户口簿信息来确定管辖权，判断年龄、婚姻状况等信息，所以要求申请婚姻登记者变更户口簿上的信息，实属情理之中。然而，要求法院判决其解除同居关系，就给公民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

　　虽然在1994年之前，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法律认定，然而此后法律就不再承认并保护“事实婚姻”。 张女士生于1981年，与人同居时已年满18岁，也就是1999年之后，根本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婚姻身份。只要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就会被视为未婚。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同居关系不属于法律界定和处理的民事关系，如果让当事人到法院起诉解除同居关系，法院不会受理。陕西省山阳县法院在作出子女辅养的判决后，附带了“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已算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若再要求其到法院起诉，解除同居关系，这是无法实现的强人所难。

　　不难看出，新泰市民政局婚姻登记犯了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是在法律明确没有事实婚姻的情况下，还以此作为理由，属于对法律条款的错误理解和使用。自己作为婚姻登记机关，对方有没有结婚，属不属于办证的范畴，在政策上应当一清二楚，结果要求申请者提供相关资料，属于责任的倒置。二是在法院不会受理解除同居关系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起诉并获取相关文书，是抬高了办证门槛。

　　从陕西省民政部门的回复来看，对于张女士的这种情况的处理，其实有着一致性的标准和原则，并不存在业务上的争议。然而新泰市民政局的做法却背离了基本原则，让办证者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之烦恼和痛苦不已，由此也足以看出“证在征途”下的艰难，并成为办证不易的现实例证。

　　解决“办证难，办事难”等顽疾，根本上讲还是如何限制和约束权力的问题。只有让“为官不为”和“为官乱为”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诸如“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荒唐要求，才不会成为权利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