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份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综合各地方案来看，建立居住证制度成为各地“标配”，部分城市降低了落户门槛，特大城市则普遍提出“建立积分落户制度”。（9月23日 新华网）

　　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全国多数地方的暂住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居住证制度成了各地的“标配”。从“暂”到“居”虽只一字之差，但是承载了外来工的家园梦想。对外来工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这既是对部分地方实行居住证制度探索的肯定，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特别是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是一大亮点。

　　与偏重治安功能的暂住证相比，居住证在解决外来工基本服务和权益保障问题提供了有效平台。但是，“标配”的居住证制度到底能给外来工带来多少红利呢？从一些地方居住证制度实施情况来看，居住证除了管理更加人性化，方便城市管理农民工以外，对农民工真正关心的就业、教育、住房、养老、公共服务等核心权利的规定相对粗糙、模糊。而且，居住证具体包含哪些公共服务，由居住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规定，不确定因素颇多。“标配”的居住证能否给外来工提供“标配”的公共服务，还有待观察。

　　外来工不就是打工者吗？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纸居住证，而是附着在居住证上的公民权利和应有的公共服务。如果外来工享有了应有的公共权利和公共服务。根本不需要这证那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证明身份，行使权利。在我看来，居住证制度成为“标配”只是尊重外来工权利的逗号，并非给外来工平等赋权的句号。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聚焦外来工，并制定了具体关爱措施。比如，称外来工为新市民、援建工人，淡化农民工称谓；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序列；建立农民工社保体系、住房体系；设立农民工日，等等。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外来工与市民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如，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外来工维权存在瓶颈。除了苦脏累的岗位外，城市设置就业户籍门槛，清理低端产业，等等。由于生活的压力、老板的霸道、执法的瑕疵，一些外来工依然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比如，有的城市把外来工排除在住房保障、扶危济困政策范围之外；即便在公众的千呼万唤声中，异地高考制度终于出台了，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满足了苛刻的居住年限、稳定的住房等条件，学习成绩再优秀，在北京等地也只能报考高职学校。还有外来工买车、买房受到种种限制，等等。

　　所以，居住证制度成为“标配”，最大的善意不在于居住证取代暂住证，而在于外来人口的生存发展权利得到尊重。从法律制度层面赋予外来工平等市民待遇，全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尊重外来工的社会氛围，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包容胸怀，十分重要。

　　当然，在城乡二元结构、户口附加值与公众身份情结尚未根本改变，户口尚不能自由迁徙的当下，指望一纸居住证让外来工与当地居民平起平坐过于理想化。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来工的权利问题，离不开政府为他们撑起更大的权益保护伞，也期待从立法层面彻底打破身份界限，消除户口附加值，建设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

　　李克强总理指出，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其他的一切都要为人服务。推进城镇化意不在“地”，不在“楼”，而在“人”。诚如斯言，城镇化不仅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镇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城镇从心态上接纳他们。当城乡二元化结构彻底打破以后，每个公民都被纳入权利保障视野，社保、医保、住房保障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实现全国漫游，教育资源配置比较均衡，教育制度、招生政策比较公平，不需要居住证撑腰，一张居民身份证就可以让公民的权利通行全国。（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