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71岁的赵大爷独自居住，爱喝酒的他常常酒后拨打110，有时说没带钥匙，有时说摔倒了，其实他是不堪寂寞，就想找民警来好有人说话。5日，大坪派出所民警介绍，经统计，赵大爷一年来竟然拨打了1483次110。（8月6日《重庆商报》）　

　　“有困难，找警察”，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热门口语，一些人滥用警力资源，乃至近年类似赵大爷的案例还真不少，比如，不久前“报警求厕纸”一事就曾搅得舆论哗然。平心而论，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况，单纯批评这类报警者滥用公共资源，不免有点上纲上线。

　　从新闻报道来看，赵大爷拨打110，很多时候不过是想借报警的机会找民警聊聊天，排遣内心孤独。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正需要民警前来排忧解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谎报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赵大爷的行为算不上报假警，但扰乱了公共秩序，浪费了警力。可鉴于第二十一条规定，对70岁以上的行为人，不执行行政拘留，所以民警只能对老人进行批评教育。

　　一项统计表明，在全国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的电话中，属求助性质的非警务报警占了六七成。赵大爷一年来拨打了1483次110，是由于孤独而想找民警聊天，是出于对警察的信任。如进行换位思考，老人的行为应该被理解。但如果不加制止，这种“有法不依”的行为又着实让人头疼。

　　这些年警察对“国际友好人士”、“社会名流”等丢包、丢自行车之类的小事破案神速的事例，本就让人们对110出警机制产生误解。民警对赵大爷这样的请求，无论是不理会或是予以处罚，都只会导致警民误会加深。而若事无巨细、轻重缓急，警方都管起来，最终将会导致“110报警”电话小事扎堆、大事急事管不来的乱象出现。这就是法治的尴尬。

　　其实回到事件本身，此事无非反映了该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如果居家养老的效果更好一些，如果社区对孤独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关注多一些，或者社会组织对这个群体的帮助更热心一些，这种法治尴尬自然会消解。法治社会不是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唱独角戏就可以建立的。法治进步需要社会合力，否则，类似的执法困境依然会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