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患尿毒症，因无力承担巨额治疗费用，陕西省安塞县4个尿毒症家庭的成员铤而走险，购买假发票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患者费用补助共计43万元。近日，尿毒症患者及其家人共6人被判处3年至5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4人缓刑3到4年。（5月3日《华商报》）

　　陕西这几户农民的行为，让人想起那位“刻章救妻”的廖丹。虽然说，无论是廖丹的“判三缓四”，还是安塞县法院“无主观恶意从轻处罚”的判决，都做到了“情理法”的平衡，并再次验证了托马斯．阿奎那的那句名言：“法律之所以为人所信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的慈悲心。”但与此同时，这却无法掩盖另一个问题，即时至今日，当初困扰廖丹们的治疗费用过重问题依然存在。

　　诚然，廖丹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大病医保制度，不仅尿毒症被纳入大病医保范畴，而且在许多地方，患此病的特困群众还能享受“二次报销”的待遇。以安塞县所在的延安市为例，按现有的补助政策，如果花费50万，至少也能报销40万左右，后期的维护保养医药费每年需10万左右，也可以报销6万左右。但鉴于透析治疗的长期性，即便国家承担大头，经年累月，家庭负担也不小。同时，“肾源花费不在报销之列”则意味着，绝大多数患者无法通过换肾来获得新生。

　　对此，除了希望公共财政进一步加大对于尿毒症患者的救助力度外，我们也有必要在医保体系外探索其他救助渠道。事实上，从2011年起，石家庄、成都、福建等地的红十字会就相继启动了对贫困尿毒症患者的救助工程。但一来，由于宣传力度不到位，民众知晓率低；二来，红会坐等求助者上门的做法也妨碍了其推广。结果除了媒体报道的一些“新闻人物”外，许多寂寂无闻的贫困患者依然得不到相应帮助。尽快改变这种现状，不仅关乎广大贫困尿毒症患者的生命，也影响红会自身的公信力，意义重大、不可不察。

　　另外，推动器官捐赠的普及也有助于降低尿毒症的治疗成本。众所周知，相比透析，换肾是治疗尿毒症更加有效的办法，但囿于传统观念，国人对于器官捐赠的热情始终不高。数据显示，在我国150名尿毒症患者中仅有1人有机会移植肾脏。这一方面使许多患者错失治疗良机，另一方面也导致肾脏的黑市交易价格越来越高。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这些年，从高官带头捐赠器官，到相关试点工作的启动，民间对于器官捐赠的观念正在改变。就在前两天，一场“千里送心”的行动在桂林、北京两地间进行。如果这样的情况能多些、再多些，“骗保透析”的悲剧说不定就会少些、更少些。

　　总之，无论是“刻章救妻”还是“骗保透析”，本质上都不是什么法律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救济渠道的缺失，即便法院再“仁慈”也无济于事。过度关注法院是否轻判，本身就有点对错了焦，而要想纠正这一点，显然不能光靠“普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