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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寒门博士之死》,对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非正常死亡事件作了报道。
从杨宝德本人手机短信记录及其女友等人的回忆来看,他生前承受着不小压力,“每天活在痛苦之中”。不过,由于没有留下遗书等透露心情的文字,他最终溺亡和承受的压力是否有关、有多大关系,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
因为压力大而选择自杀,这是小概率事件,在这一悲剧中也未必是事实,但如果某些压力不正当,因此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那么,对高校和社会来说,及时反思并采取措施,以避免更多悲剧发生,就是必要的。
杨宝德的压力来自导师。因为曾表露过想自杀的想法,其女友曾和杨的导师电话沟通,“希望宝德能活着毕业”,对方也回应“以后会注意的”。中青报的报道中,没有出现导师的说法。我想,即便来自导师的压力真实存在,杨宝德死亡也一定出乎导师意料,导师也会为此痛心不已。
从报道看,杨宝德的压力主要来自因为被“不合理”的事情占用太多精力,科研工作陷入停滞,“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他口中的“不合理的事”,包括陪导师吃饭,给导师熟人的女儿做家教,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导师、陪导师逛超市、陪导师去家中装窗帘等(中青报记者根据杨宝德的聊天记录归纳)。
道理上讲,“不合理的事儿”和学业无关,导师不该要求学生干,学生也可以拒绝,但从现实看,学生为导师做这些事儿,并不少见,更过分的(比如多年无偿为导师打工),也有。导师可以要求学生做什么?哪些要求学生可以拒绝?这方面规定并不明晰,对于导师的要求,学生多选择“照单全收”,不会更不敢拒绝。
多数学生,干了也就干了,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拉近和导师关系的捷径。但对少数学生来说,不想干又不能不干,时间长了,就可能产生心理压力;一旦和学业不顺等结合在一起,更容易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如杨宝德所言,“本来性格并不开朗的我开始变得沉默抑郁”。这样说,并非把悲剧原因推到学生身上,相反,我始终认为,导师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他应在其中承担主要责任。
有压力不可怕,只要化解渠道通畅,但从报道看,杨宝德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除了女友了解比较详细,周围其他人并不知晓。这与杨的内向性格有关,也透露出高校在掌握学生思想动向和心理辅导方面存在欠缺。
其实,解决杨宝德面临的问题,换个导师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杨宝德和女友也想到了,却知难而退了。如今,杨宝德不在了,人们说“当初给他换个导师就好了”,但在没出事的当初,即便他向学校提出换导师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吗?对于换导师,多数高校从严把握,这本没错,但如果严到让学生觉得不可能以致连提都不愿提的程度,也难说正常。
导师和学生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高校在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排解学生压力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学生要求更换导师的“门槛”,能否适当低一些?希望这一悲剧,能让高校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深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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