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纪委印发《广州市领导干部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的“十个严禁”》，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将公车停放在高尔夫球场、歌舞厅、夜总会等场所，不得出入私人会所和歌舞厅、夜总会，严禁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不得违规用现金支付公务消费费用，不得违规收取润笔费等。市民可通过多种渠道举报，市纪委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市民群众投诉举报的问题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5月7日《南方都市报》）

　　广州规定“领导干部不准用公款或私款出入歌舞厅、夜总会”，是对官员“八小时之外”严格监管。然而有人对此质疑：官员用自身的私款出入歌舞厅为什么就不行呢？

　　这一点应该阐明，在法治社会，官员通常被视为一个特殊群体。这是因为官员普遍占有一定的公共权力，能够调动和支配一定的公共资源，制定公共政策，进而影响公众利益；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官员自身理应置于人民监督之下。对官员休闲生活的监督是对官员个人隐私和自由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实际上是官员占有和掌握公共权力的一种代价。

　　另外，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官员“八小时之外”活动的空间在不断延伸，官员受社会负面因素影响的机会、道德失范和被腐蚀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事实证明，官员违法乱纪现象和腐化堕落行为绝大部分发生在 “八小时之外”，因此有必要严格管理，防微杜渐。

　　严格管理官员八小时之外的私人生活是官员掌握公权力的代价，这一点自然没有错，然而笔者想指出的是，广东纪委通过暗访、核验发票等进行监督显得过于老套，容易出现法律上的纰漏。

　　用暗访的形式监管官员并非广东纪委的独创。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对官员休闲生活的监督方式和途径，如“暗访制”“举报制”“评议制”等等，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一些做法和尺度不够规范，不适当地扩大对官员私人空间的介入，造成了法律上的纠纷与矛盾。

　　而对于此类问题，发达国家通常是以立法的方式来规范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通过立法，一方面保护了官员合理的隐私权；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官员们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当务之急是应当制定法律，对官员的监督及其隐私权保护进行合理的界定，让监督手段符合法治文明的需要，使对官员的全面监督做到有法可依，合理有序。

　　总而言之，地方官员的公众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风向标，影响着廉洁和公正，也影响着公众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因此不管是否自费，地方官员要好好想想怎样做是给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分，怎样做是减分。官员理应做到慎独，自觉安排好八小时之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