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与国家高层领导对秘书的严格要求相比，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因此，多地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专职秘书。（4月28日《新京报》）

　　秘书成为“权力掮客”也好，“贪腐掮客”也罢，都是名副其实的“秘书病”。人患病需吃药打针，秘书病了也应该根治。至于如何根治，我想，不能病急乱投医。

　　然纵观不少地方的通常做法，往往只是取消专职秘书而已，实在令人担心。一方面，没有系统分析“秘书病”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更谈不上对症下药，反倒可能耽误根治“秘书病”时机，越发不可取。

　　其实，秘书天天围着官员转，受官员直接领导，可以说官员对秘书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如果官员一身正气、清正廉洁，又能坚持原则，肯定不会放任秘书狐假虎威，秘书也就不会患病。退一步说，就算患了也好治。

　　上梁不正下梁才歪，是对秘书病最好的诠释。甚至可以说，官员病了，秘书才跟着病了。简而言之，有“官员病”才有“秘书病”，也说明根治“秘书病”，关键在于拿“官员病”开刀问诊。

　　所以，根治“秘书病”，功夫在“诗”外 。现在正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做的工作是加大这方面的步伐，而不是盯着取不取消专职秘书不放。实质上，唯有把该放的权放掉，再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才不愁治不好“秘书病”，取不取消专职秘书也就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