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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视点:一个留守女童遭多名中老年人性侵的警示
//www.workercn.cn2014-01-12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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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一个今年未满14岁的女童,在连续两年时间内,竟遭同村中老年村民连续集体强暴,这些人在2013年底获刑时,最大的已经76岁,最小也有44岁。

  这个悲催的新闻发生在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

  媒体为新闻起的标题叫《一个沦陷的村庄》。

  像所有处在剧烈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一样,随着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镇南村留下的是一支“386061”部队——女人,老人和孩子。

  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对孩子发动了令人绝望的袭击,而且是一个罪恶的群体。

  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10人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刑。但在受害人小雨(化名)的叙述中,强奸过她的至少有18人,其中15人是她同村的长辈——大部分是爷爷辈。在持续两年的时间里,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最多的一个,60岁的陈美光,法院认定达15次。

  令人发指的是,最初对小雨发动袭击的是其中最年长的。当时小雨只有11岁,而施暴者黄延来已经74岁了。那是2011年4月份,春季放农忙假的最后一天,“瘦瘦小小的小雨,跟着奶奶去山岭间的田里插秧,后来小雨自己一个人去捡田螺,捡着捡着,她就离奶奶越来越远了。”

  噩运在此时降临,“正在山岭脚下砍竹笋”的黄延来发现了孤身一人的小雨。她成了“猎物”。“强奸时,身旁放有一把砍竹笋用的那种铁的长钩刀。”

  黄延来得逞后,开始把小雨介绍给其他人。每次这些下流的男人都会给小雨几十元钱作为酬劳。

  正因为他们付了钱,一些人认为和小雨是交易,而不是犯罪。

  更可怕的是,事后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普遍“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或许,有人习惯性将罪恶的缘起归为贫穷。正如围绕深圳警察解救童工的雷人质疑一样——解救了,回到贫困的乡村,孩子们还不如在城市打工日子好过呢。

  这回让你们失望了。镇南村肯定不如华西村那般富庶,但并不贫穷闭塞。媒体报道说:它在“现代化”建设上已经颇为可观。靠着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经兴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阳光照射下,新安装的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东西两侧的广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另一种贫困却伴随着乡村的走向富足袭来。

  首先是良知的沦丧。这些性侵者几乎都到了与世无争、为人表率的年龄,本应充当留守女童的楷模和保护者,谁料却转身成魔,酿造丧尽天良的罪恶。让人无语。事后,村庄里响起的指责女童的声音之炽烈,更为悲剧涂抹上绝望的色彩。

  良知沦丧是常识丧失的最佳伴侣。不管怎么辩护,不管小雨收没收钱,她都是未成年人,都不能与其发生性关系,这都是常识,可惜太多村民对此惘然无知。

  其次是管理的缺位。中国多数乡村的行政管理者往往将脱贫致富作为唯一奋斗目标。在农村大变革、大转型的过程中,过去的社会组织走向分崩离析,新的组织却没有建立,一个女童被那么多人性侵多年,村委会是一无所知,还是司空见惯?主管部门必须继续追问下去。

  还有亲情的离散。太多的父母为了摆脱贫困,实现富足,抛却亲生骨肉,到城市寻梦,而家里留守老人由于年事已高,无力看护,隔代抚养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甚至人道主义灾难俯拾皆是,严重值得这些寻梦的父母三思,并积极承担责任。当然,在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基本权利,消除城乡户籍壁垒,为进城农民工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村中唯一一座庙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掉后,村民们改革开放后集资兴建了一个牌坊,位于村口必经之路上,是其“龙门”,左右两侧镌刻着“富贵”和“荣华”。

  这个牌坊寄托了村民追求富裕的梦想,也折射出精神世界的贫困和迷失。

  这不是镇南村独有的牌坊,它甚至牢牢矗立在太多人的心灵深处。

  因此,除了对受害女童深刻同情之余,更重要是为她找回正常的生活和世界。对恶棍简单谴责和谩骂不能带来文明的曙光。从某种意义上,这件事值得全体国人反省。

  终结悲剧的根本在于:除了呼唤制度变革和管理完善,每个人能否在为富足打拼之余彼此释放善意和温柔,以公民的名义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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