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其中关于醉驾入刑的规定引起社会关注：“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

　　这是对“醉驾入刑”的新理解，判罚要综合考虑，并非“一律入刑”。《意见》援引刑法总则第13条、37条为依据，并予以表述说“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醉驾一律入刑”是社会普遍的理解，也是醉驾治理传递的客观印象。《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实施，同年公安部下发醉驾案件办理的指导意见，明确通过顶格执法力度确保新法正确实施。执法环节有案必立，司法环节有案必判，几年下来，“醉驾”在普通人心中成为禁忌，多数人已经不敢抱以侥幸心理。

　　醉驾制造交通隐患，醉驾的恶习曾经也很普遍，这是因为法律上得不到有效治理。许多人对醉驾非常麻木，没有事故发生，不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反而对自己的行为愈加放任。醉驾纳入刑法之初即展现了强烈的震慑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自我约束，甚至因为要随时避免醉驾而改变了整个驾驶习惯。

　　从立法到法律适用，确实会存在一个调试的过程，调试的目的是更精准，形成有效打击。如果说有的醉驾行为确实情况特殊，可以不纳入犯罪情形予以考虑，前提是不会造成负面示范。举例来说，一个情节轻微的“醉驾”，如何才算“轻微”，是不是完全不会制造交通隐患，是否能避免一般人产生紧张，是否能避免有人因此出现侥幸心理，这都可能会是判罚考虑的因素，也将是具体传递的社会效果。但如果一定的自由裁量导致量刑宽松，醉驾入刑从顶格力度退格，同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忘记当初的严厉，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醉驾的习惯可能慢慢出现回潮，令此前的治理成果前功尽弃。

　　法律是一把尺子，从外部约束进入人的自我约束，这是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一个法治社会的成长，不光有海量的法律条文，还要有法律的力度，法律效力唯有及时作用于人的一言一行，才能一步步影响并塑造着人的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法律适用的调整，应该是让法律的针对性更准确，让法律在日常社会中扮演一个人人都能理解从而敬畏的角色。

　　自由裁量并不是宽松，前提是判罚标准统一，定罪量刑严格规范。自由裁量容易让人想象到各种灰色地带，利益交易侵蚀法律，恶果往往是极其严重的。几起轰动一时的醉驾案例还让人记忆犹新，血的教训须臾不敢忘记，许多人宁愿相信法律的震慑效果多一些，为什么？正是因为害怕法律一旦松了一个口子，就会出现破窗效应，值得警惕。以“醉驾入刑”为标志，中国法治化进程从国家宏观到社会微观层面加快了步伐，法律规范的对象越来越具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应该要好好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