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了5年之后，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尧峪村村民刘仁旺重获清白，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之外，他还用漫画的形式再现了“刑讯逼供”的场景，“想让更多人知道刑讯逼供的手段”。他曾被认定为2008年末一起谋杀案的凶手，并两度被判重刑。直至本案中的重要物证和他的有罪供述被视为非法证据排除之后，刘仁旺才获判无罪，获得自由。（8月9日 新华网）

　　受害者的“刑讯漫画”，没有一丝儿幽默，人们看到的是暴力、屈辱和悲愤。早在2013年，修订后的《刑诉法》开始实施，在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再者，建立了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司法制度的又一次进步。然而，两年多过去了，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行为，仍然在受害人的漫画中疯狂上演，令人愕然。

　　可见，禁止和杜绝刑讯逼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显然值得司法部门反思。在严格执行新《刑诉法》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应建立联动和制约机制，既要协调办案，又要相互监督，避免各自为政、封闭操作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行为。同时，进一步修订《刑诉法》，必须增加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责任追诉的条款，不仅司法机关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提起公诉，受害者个人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将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的执法者告上法庭，使其受到法律制裁。

　　再看这起“刑讯漫画”事件。对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仅是对当地警方错案追责的第一步。换言之，受理错案受害人的索赔申请，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是必须的。然而，即便是受害人最终拿到了国家赔偿，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补偿，并不意味着这起冤案就可以画上句号。而现实情况却是，许多错案止步于国家赔偿，追责机制形同虚设。

　　可见，对于“刑讯漫画”中的受害者，不能止于获判无罪，应合理给予国家赔偿；同时，对于“刑讯漫画”中实施暴力取证的“主角”，应进行追责查处，一个都不能少。再者，除了追究错案制造者的法律责任外，还应该对造成国家赔偿的当事人进行必要的经济处罚。过去，对造成国家赔偿的相关责任人，不痛不痒地给个行政记过、警告等处分，是不能令百姓信服的。因此，期待对“刑讯漫画”主角的问责追偿，能够成为提高司法机关公信力的一个范本。（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