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涌现出一系列极具新意的国家行动。其中三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官方纪念仪式，把有关抗日战争的国家记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在纪念日前后，国家领导层分别与韩、德两国元首会晤，促使中国抗战记忆与国际二战记忆接轨，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了响亮的中国声音；第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启动了死难者遗属登记活动，为个体记忆的表述提供了展示空间。

　　以上“组合拳”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敲打日本右翼政客，更重要的是，旨在让公众得以分享国家记忆中的痛苦与自豪，促使每个人以主体姿态去参与塑造共同体意识，从而增强“同呼吸共命运”的认同感，乃至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的信念。这些活动基于过去几十年来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但首次以如此高层次、大范围、强密度的方式面向公众。它们让抗战历史走出教科书，直面你我。这是史学公众化在中国的一次成功尝试。

　　以类似方式把国家记忆加以提升、与国际接轨并最终实现公众化的做法，也出现在德国。只不过德国作为战败国，它的道路更为漫长和曲折。这一“克服历史”的进程开启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公开审判，进而在1970年勃兰特总理于波兰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中，凝结成不可磨灭的赎罪者形象。1985年时任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国会演讲，力排众议地把5月8日界定为“德国被盟军从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纪念日”，而不是“战败日”，以便让德国的国家记忆与邻国乃至欧洲的二战记忆统一起来。这种做法后来又延续到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设立。上世纪90年代中叶，有关“集体罪责”和“清白国防军神话”的大规模争议，又让普通德国人经受了一次精神洗礼，父辈们的罪行从此成为铭刻在德国青年一代心中的鲜活记忆。在这一进程中，历史学家功不可没。他们或成为政治家们的历史顾问，或在公共报刊上与右翼分子激辩，主动打起了引领民众反省历史的大旗。

　　中德两国的经历表明，走下神殿、面向公众的史学，仍然扮演着“鉴往知来”的重要角色。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纪念20世纪不堪回首的战争往事上，中国公众史学的目标绝不是日本媒体所谓“让反日活动达到新高潮”，而是真真切切地让每个人体验到战争之残酷、右翼之无知与和平之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