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两年的“茂名官场腐败窝案”重新掀开。2009年—2012年，以两任市委书记落马为标志的官场腐败窝案爆发后，茂名官场几度瘫痪。为“保持茂名稳定”，相关部门采取了“办案”和“挽救”并举的做法（4月21日《新京报》）

　　较之于个体腐败来讲，集体腐败的成本远大于腐败收益。就拿茂名腐败窝案来讲，“50万以下的不予追究”，要知道，腐败行为从性质上来看就是违法违纪的，倘若是个体腐败，涉及50万以下的金额，恐怕不仅要免去行政职务，还会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集体腐败来讲，居然不予追究，这样的区别对待，恐怕也是对公平公正法律精神的亵渎。

　　其实，通常意义上的法不责众，指的是对于一种具有普遍性或群体性的违法违规行为，法律对行为主体免于惩戒，比如所谓中国式马路乱象等等，这里的行为主体多数情况下是普通人，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也为了惩罚行为主体，而是让其不去违法，其有一个理论支撑，即所立之法大多数人做不到，说明法律本身有问题，因为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

　　“法不责众”的思维对腐败窝案来讲，是必须要摒弃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行为，不管其行为主体是谁，都必须要将其放进“法”的行为框架里面去，这不仅是当前反腐工作的要求，也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