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在周日（5月24日）报道说，庆安火车站枪案的最新进展是相关检察机关组成的调查组公布了其调查结果。据报道，相关检察机关认定，在庆安枪案中，民警李乐斌是依法执行公务，在处置此事件中使用枪支依规合法。

　　检方调查结论公布之后，庆安火车站枪案的处理程序已经闭合，枪案本身划上了句号。但是，随此枪案而带出的许多问题，如中共庆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董国生户籍年龄造假、高等教育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在政府机构“吃空饷”的问题，庆安县检察院检察官隋伟忠实名举报该院检察长魏鹏飞超标用车、违规购车的问题，庆安县民办教师孙广旭、陈船明等实名举报庆安县一些官员涉嫌以每个编制“售价”3—5万元人民币联手倒卖300个教师编制的问题，庆安县主要官员低价贱买县热电厂以及县粮库的腐败的问题（参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庆安是县域基层治理现状的典型缩影》）……都不应随庆安火车站枪案调查程序的结束而不了了之。

　　上述问题，虽因枪案而带出，却独立于枪案而存在。枪案调查程序的闭合，不应等于上述问题的调查处理程序的完结；枪案的结论，与上述问题的结论也没有因果联系。因此，对上述问题的相关调查和处理，不能因为枪案调查程序的结束而草率待之。随枪案带出的上述问题，当然是县域基层治理现状的典型案例，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及其结果，也未尝不是县域及县域之上有责机构行政行为的一个展示。

　　庆安火车站枪案了结了。在国家政策层面尤为强调法治的环境下，这起案件的发生、处理和结论，尤为引人关注，其也将成为对法治的个案诠释。同样，随庆安枪案带出问题的处理，虽有独立性，但其缘起也与庆安枪案不可分割。这些问题的出现、调查处理过程及其最终结论，为公众从法治的维度观察县域基层治理提供了窗口。无疑，这种具有标志性的案件，将长久地为人们在会场、课堂或者书本和教案中所提及、讨论。

　　实际上，对这起案件本身调查程序的结束，可能更有利于相关机构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检视、剖析和讨论这起案件本身及其所造成后果的方方面面，也更有利于对县域基层治理负有行政责任的机构、部门在枪案这个“引信”之外，更加清楚地观察、分析和研究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除此之外，庆安枪案还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恰当地使用国家强制性力量等问题。尤需观察、分析和及时应对的是庆安枪案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触发了警方及其行责对象的心理预期和行为预期的改变（参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有枪也不能任性》）。否则，基层治理中的普通治安性案件，就将因为警方与行责对象间彼此心理预期与行为预期的改变，而升级演变成暴力和严重暴力性案件。这个可能的后果，也是庆安火车站枪案带出的问题之一。

　　由是，思考、检视庆安枪案带出的问题，并严肃对待之，严格处理之，正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改革社会治理方式的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