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杂志的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进行过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也称自卫性医疗或防卫性医疗，具体表现包括：从实际病情看没有必要的各种化验、检查，回避收治高危病人，回避高危病人手术及难度较大的特殊处置，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及会诊等。（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某些医生自我辩白的说辞，固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可由之传递的医疗行业的焦虑与不安，却确乎值得各方所正视。惯常的说法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设计，加剧了医生自证清白的难度，久而久之难免变得畏手畏脚、患得患失。此一论述逻辑看似有理，实则放大了医生们的诉讼劣势，却选择性忽略了其“专业优势”——事实上，医生们天然享有的专业优势，以及相对封闭的执业场景，决定了他们与生俱来处于有利的博弈位置。据此，举证责任倒置，实是一种平衡。

　　然而遗憾的是，充斥着打骂哭闹和赤裸威胁的医闹现象，让医疗纠纷的司法化解决之路越走越窄。这客观上也导致了，手握专业优势的医生们，每每遇到医疗纠纷，总是深感无力。在这种背景下，采取“防御性医疗”避险求稳，似乎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有鉴于此，此时此刻，我们也许迫切需要厘清两个问题。那就是，现状当真恶化到“非得如此”的地步了吗？防御性治疗，当真就更利于医生保护自己吗？

　　要知道，并无任何统计数据表明，积极的救治过程，会给当事医生带来更多的麻烦。用防御性治疗来自我保护，更可能只是想当然的事情。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防御性治疗”的策略，因其伴随着拖延、推脱和转嫁等等情形，实则在无形间累加并强化了风险。说到底，此一做法不过是医生职业内部的互害游戏而已。大家都想着推诿卸责，却终究要有“倒霉鬼”最后接手。这意味着，或许会有极少数医生、在特定时段藉此得利，但注定会有更多的同行要为之买单。

　　85.8%的受访医生表示，进行过防御性治疗，只能说明医院内部基于“业务评价”的约束框架尚不健全，从而给一些人留下了投机取巧的空间。就此而言，若要彻底杜绝此类现象，固然要确保医生群体置身于有安全感的职业环境内，从而能够放开手脚、合理治疗；但更重要的，显然还要有赖于建构起一套更为严格的职业考核标准，来确保其执业表现具备起码的勇气、良知与进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