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笙这件古老乐器3000年的历史，几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休戚相关。从齐宣王三百笙竽的旷世绝响，到魏晋时期《笙赋》里依稀浮现的礼乐光芒，再到竽在大唐盛世黯然退场，只留下一攒玉笙在南唐宫阙里优雅而神伤……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笙箫寂寞，无以言说；今天我们再度关注笙，那金声玉振的小小笙簧和刚直劲节的紫竹笙苗，仿佛带我们重回那个黄金时代。

　　我与笙结缘41年，对它的感情也由恨到爱，太多问题牵引着我。我尝试背对现实往回摸索，看看笙这种乐器在历史的面纱后本初的样子。在古籍的只言片语里，在历代诗词歌赋中，我试图连接和勾勒，像蜘蛛修补着一张破碎的网。和笙有关的很多文字，虽是第一次见到，但并不陌生，因为那些对笙的赞美里，充满了对人性的追求。

　　就这样，我慢慢地领悟到笙在古代的四种精神——“和”“德”“清”“正”。

　　“和”是一个古老而博大的美学范畴，也是笙的前身。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和”就已经出现，左边表示形，如同笙的样子，右边的“禾”字表示读音。“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而是取象于笙这件和谐共鸣的乐器。“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也。”作为乐器的“笙”，通“生长”的“生”，有万物生发的意思。笙斗就像大地，簧片像种子，笙苗就像生长出来的万物。当我们演奏笙的时候，一呼一吸好似一阴一阳，与《道德经》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殊途同归。这说明了笙与道家文化“天人合一”观念的同一性。《齐物论》中讲到了“地籁”“人籁”“天籁”三位一体的和谐观念，“籁”字也是笙的名字。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籁，三孔龠也。大者谓之笙。”笙发音，气振簧鸣，气停音止，恰恰蕴藏着天地间万物欢歌的含义。

　　“和”的另一种特性是圆融。笙可以中和那些个性鲜明的民族乐器，如唢呐、二胡、琵琶等。这些乐器独奏的时候，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合奏的时候，若个性过分夸张，反而让彼此间无法交融。有了笙，这种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笙的每一个音，都用两个以上的音组合起来演奏。这种多音组成的传统和声具有很宽的泛音频谱，可以补偿合奏中缺失的频段，让音乐听起来更加丰满圆融。

　　笙的第二重精神是“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觉得自己学错了乐器。二胡的滑音，唢呐的嘹亮，鼓的高亢，《十面埋伏》里一把琵琶就能演绎出千军万马，这些音乐表达对于笙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笙是簧片乐器，这种发音原理决定了它的局限性。直到我后来读到了晋朝潘岳的《笙赋》，《笙赋》形容笙的音色“直而不居，曲而不兆，疏音简节，乐不及妙”，意思是，笙奏出的音乐虽然直接但不僵硬，可以委婉但决不谄媚妖娆，这种疏朗简洁的艺术魅力，是其他乐器所无法比拟的。这让我联想到《论语》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节制之美。笙的音乐之美，恰恰是庙堂之气与君子之义的绝佳表现：喜不必得意忘形，悲不必哭天抢地。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习惯用一种有节制的优雅姿态来抒发内心的感情。这种细腻而深刻的处置，或许就是我们祖先面对无常人生的淡定和从容。

　　笙的第三重精神是“清”。“清”是中国独有的美学概念。清朝《灵芬馆词话》里形容姜夔的词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唐代《游春台诗》中亦有“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这里的凤凰，指的就是笙。大概在18世纪时，笙通过一个法国传教士传到欧洲，在那之后产生的手风琴和口琴却没有什么清的音色。原因在于笙的结构。至少1000年前，笙片就有了一层用五音粉做的防锈涂层，演奏时，涂层也在震动，细小的铜粉和石粉也在摩擦共振，于是产生了类似于管风琴的声响。

　　“正”是笙的第四重精神。从《周礼》中可知，笙师原是一个官名，被誉为“五音之长”。小型民族乐队、大型民族管弦乐团，甚至“丝绸之路”乐团，大都由笙来校定音准。在为笙校音时，要进入一种极为平静的状态，观察音与音之间是否相和，簧片在呼与吸之间是否平衡，找到一种最大限度的和谐——这样一攒笙调下来，通常要几个小时。这同时是一个正心调性的过程。经过深度沟通之后，人与笙之间的距离更近，达到一种合二为一的状态。心无挂碍，人器合一，只听到那“中正平和”的笙音，带着我们深深地向往飘散到无边的天际。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简单的音乐，或许可以唤起你内心的平静。就像茶与酒的关系，没有茶，酒会变得相对浮躁，过于粗犷。可如果没有酒，过于冷静，则少了一份冲动的喜悦。激烈的音乐刺激，缓慢的音乐动人。激烈的音乐只要重复一个技术，添加丰富的和弦色彩，以及矛盾和情绪的冲突，就可以营造出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但缓慢的音乐，必须要投入全部灵魂，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高度专注，这样才能拥有连绵不断的气韵，才能与听者心心相印，进入深度欣赏和聆听的状态，如同身心得到一次洗礼。

　　笙的“和”“德”“清”“正”是一种美学精神，也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这不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的先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本报记者任姗姗整理自作者在“兰亭若耶音乐雅集”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