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娱乐是人的天性，在当下，这一特性尤其表现在影视作品中，凡是与滑稽、戏谑、无厘头相关的，几乎必然是票房大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看，它们无疑是成功的。这不是什么坏事，人们消费影视剧，无非就是希望放松一下身心。正如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言：“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笔者也是一个“重度娱乐爱好者”，无论是“跑男”，还是“花样姐姐”，乃至“我是歌手”，几乎一个不落。最喜欢的，还是上海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

　　实话说，“喜剧人”是一个好节目，不仅巩固了一批喜剧明星的地位，还发掘了一批新人。从各方反馈看，该栏目收视率相当不错，无论对广告商还是对电视台而言，类同于票房大好的“电影”，在商业运作上无疑都是成功的。

　　然而，无论是票房过亿的喜剧电影，还是口碑效益俱佳的“喜剧人”节目，都无法解开我心中的一个疑惑——我们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喜剧大师？当然，无论是相声，还是小品，乃至影视，我们不缺喜剧表演者。笔者的意思，不是一般的“喜剧人”，而是有口皆碑的、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喜剧大师。

　　说到喜剧大师，我想到了几个人。卓别林算得上是喜剧大师，在默片时代，尚能表演出流水线上产业工人的滑稽幽默，令人惊叹！我又想起十多年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相声演员马三立先生，想起他绘声绘色的《开会迷》，总觉得忍俊不禁，且百听不厌。

　　今年2月，在中国曲艺理论研究领域声名显赫的薛宝琨先生于天津市黄河医院逝世，老先生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对相声确实有着深刻的理解。2014年，“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连续两天在天津举行，这大概是近年来相声界名家最齐全的一次盛会。在演出活动之后的研讨会上，薛宝琨和电视导演郭宝昌等人都对相声艺术里讽刺精神的丧失感到焦虑。薛宝琨当时在会上说道，马三立不仅是津门相声的魂魄，更是传统相声的巅峰，“他的相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温柔敦厚，这一点和新相声截然不同，新相声完全变成了打倒、批判，与其说我们现在不敢讽刺，不如说我们不会讽刺。”

　　从相声扩及开去，各类喜剧形式，实际上普遍地缺乏“讽刺的精神”，有的只是疯疯癫癫。当然，讽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喜剧人”中“开心麻花”上一季的沈腾团队，这一季的王宁和艾伦——他们表演的“拍马屁公司的极品运动会”还是颇具有讽刺意义的——包括“春晚老人”郭冬临的《是谁呢》，都在尝试喜剧的讽刺，但他们的“讽刺”，不是同学会，就是小公司，郭冬临还算演了一个领导，但却不知是哪里来的“科长”。讽刺也算是吧，但总感觉不那么自然，不那么尖锐，而且，最终似乎变成了说教的正剧，喜剧的色彩越来越淡。当然，对这些演员及背后的创作者而言，这样的突破已经很不易了。

　　在一个“供给侧”的时代，人民需要娱乐，社会也不缺资本，但喜剧界却常常无法供给高质量的作品，更没有成就时代的喜剧大师。这一切，恐怕不是表演才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足够透彻，我们是否足够有勇气。我们见证着一个特别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社会生活繁杂、丰富的时代，我们讽刺那些固执、自大、吝啬、迷信、愚昧，是为了这个时代更正义、更进步、更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