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内第八次部分省区市经济形势座谈会近日举行。李克强总理会上与地方主政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一起研讨当前的经济问题，强调“依靠深化改革开放破解难题，培育发展新动能”。在改革早已成为共识的当下，如何实施、如何促进才是关键。三季度经济工作“成绩单”正陆续公布，不容乐观的数字更要求我们思考如何落实座谈会中体现的务实精神。

　　经济现状把脉

　　9月宏观经济数据已经公布了外贸、物价、货币等几方面重要内容，本周揭晓投资、消费、工业运行以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等数据。2015年过去大半，年内政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经济增长的各项任务，居民与企业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年景，都能从这些数字中找到端倪。

　　外贸方面，进出口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与国庆期间同胞们在全球各地展现出的购买力呈鲜明对比，9月我国出口和进口仍然同比下降。尤其是进口，相比去年同期，今年进口额打了八折，幅度下滑相当大。中产阶级并不缺乏购买优质消费品的财力和意愿，但工业企业难以找到大幅增加海外订单的门道。尽管国际上美英引领发达经济体复苏，但力度偏弱，且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并没有同步带动我们的对外贸易。这对人民币币值都造成压力，尤其是八九月老百姓很罕见地发现人民币突然贬值了一下，有点着慌。汇率波动的背后一大原因是国际贸易的疲沓。

　　好在需求不好的情况下，东西价格也起不来，这对于民生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大家钱包支出的多少。今年9月物价相比去年同期，上涨幅度非常有限，比一众市场观察家和分析师的预测都还要少点。前一阵子猪肉价格“异军突起”，让大家伙儿感受到了饭桌上的成本变动。农产品价格波动有一些周期性规律，此起彼伏很正常。猪肉价格冲击之后其他商品由于需求一般，企业原材料价格下降得更厉害，终究消费者没有感觉到更多支出压力。这对于生活是好事，而对于企业来说就不太舒服，对于整体经济来说是个隐患。

　　货币流通数字倒是不错。因为这个领域和大家衣食住行离得比较远，但这其实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非同小可。要是血流不畅或者机体造血功能不足，可就麻烦了。央行降息、降准这些动作，都与这个系统的健康程度有关。从数字上看，在政府财政的刺激之下，经济体内的货币需求量的确在较为有力地增长，有效弥补了企业需求的不足。总体方向是好的，结构上能再优化些就更好了。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来看，三季度宏观经济图景其实不太好。年初政府制定了7%的GDP年度增长目标，二季度刚达到，三季度估计差点意思，就得等到四季度年底再冲刺一下。当前经济下行趋势比较明显，政府一直在引导说这是“三期叠加”的结果。我们要是全面给经济把脉就知道，至少现在还没到强力反弹的时候。此情此景，更需要我们冷静而勇敢。

　　从历史看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民经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型，如今正在进行第三次。如何从前两次中吸取有益营养而为今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开始转型。当时整个国家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可谓百废待兴。经济总量上与国家幅员、人口严重不成比例，产业结构上工农、轻重都严重失衡。在政治理顺的背景之下，经济思路迅速打开，这是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此次转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和民企的关系。经历20年改革开放之后，国有经济决策缓慢、效率低下、债务交错的局面严重打压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当时的总理朱镕基“铁腕”调控，全面改革。随后又在外贸需求井喷的背景下，国民经济顺利实现新世纪的繁荣。

　　这两次转型有很明显的共同经验：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助力。1978年的开放政策将国门打开，国内巨量廉价土地、劳动力开始通过全球贸易体系获得收益。沿海外贸城市的资本迅速积累，为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需求。1997年的经济转型，最终借助加入WTO而实现改革红利大放送。加入WTO使得大量商品关税壁垒削减，我国商品在国际上获得广阔市场。这进一步刺激了东南沿海民营企业的发展。珠三角和苏南的大型都市圈在这一阶段获得国际规模。从这两次的经验来看，开放很大程度上为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这一次转型的不同，是“开放”本身要成为“改革”的对象。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低端商品供应模式的力竭，“世界工厂”优势地位的削弱，问题急需解决。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让国人受惊不小，然而细观其内容，着眼点在于促进各国服务业的开放。这其实为我国外贸领域的改革点指出了方向——既然与别国竞争，自然应该跟上一线步伐。

　　另一条重要经验在于，政府对于创新的许可。改革之事到实际做时，企业和政府其实都是一头雾水往前冲，创新每天都在发生，错误司空见惯。从结果来看，显然我们做对了更多的事情，使得经济有如今的积累。但其中“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宽容精神至关重要。此次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我们看到了“容错机制”的表述，这非常重要。

　　转型必须容错

　　错误是创新的代价，动荡是尝试的必然。容错因此成为必须。如果因为怕错而畏首畏尾，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怎么执行，则是非常困难的题目。

　　对于企业来说，容错可以通过预算和分成来解决。想干什么事情，就预算一笔资金，准备一些人，项目式地往前冲。成了，相当于内部创业成功，先锋们升职加薪必须跟上；不成，企业损失资金，对于执行人也要仔细审计，赶走那些乱决策、低执行力的员工。企业创新的绩效，在于资金投入量的大小、为失败埋单的比例，以及绩效考核的精准度几方面决定。所以高科技企业研发资金奇高，人员流动很快。

　　对于政府来说，预算没有问题，但分成怎么解决比较麻烦。在前两次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大家“摸着石头能过河”，是因为底子太差，各方面野蛮增长，即便哪里干错了也无大碍，因为大方向是对的，有的是土地、人和政策可以供应，项目成功率高。这一次转型难点在于这种好时候基本过去，接下来都是要干精细活。每创新一项制度就需要腾挪一堆原有的流程，无可避免得罪人，那么改革一旦犯错就可能有人不依不饶。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够仅仅依赖专家、学者和高水平官员来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很多是头一遭，谁也没有操作过，多高的水平也不可能做到未卜先知，只能说降低犯错概率。体系是否能够承担这些错误的后果，以及如何审计错误相关的个人，是最关键的问题。对于前者，分散决策是不二法门，因为越分散越不可能错到一块儿去，后果一般可控。把更多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市场主体，是良策。对于后者，官员需要可上可下来为创新提供激励和约束，考核需要丰富维度来驱除官员“怕事儿”和“不想担责”的现象。经济景气，在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前的形势和历史的经验都说明，异彩纷呈依靠放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