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口政策调整。

　　这次改革的意义是终结了延续了35年之久、弊端日显、严苛的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从而将生育政策建立在社会公正公平的基础上，从而减少了“政策性失独”产生的政策风险，与单独二孩政策明显社会不公的做法比较无疑是一个进步，可谓众望所归值得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人口的平衡发展。

　　从人口变动大势和政策预期效果来判断，这次改革依然是浅表的、滞后的和不成功的。与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的柔性计生相比尚有很大的差别，更难以预期进一步振兴生育和发展人口的历史性变革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面临的是十分严峻、日趋显化已呈现出规律性长期化趋势的年轻人口亏损、人口结构扭曲、人口生态失衡和人口发展萎缩等诸多问题接踵而至、势不可挡，改革的严重不足是仍然是在人口控制大旗下部分的还权于民，在持续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时期尚未告别限制生育的国策定位。虽然生育政策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令人痛惜的是，中国在人口治理观上还止步于“新生人口仍需政府有计划地控制”这样陈腐的观念上，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计划生育即限制生育”、“中国人口问题首先在数量过多”的传统人口思想的束缚和禁锢。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第一次调整到2015年末全面二孩的第二次调整，体现了“小步快进”的改革策略，但从部分二孩到全面二孩这种“生育权限”的量变，并没有触及人口危机根本的终极性改革。生育政策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建立在全新的人口问题观、人口发展观和人口治理观基础之上，实行全面自主生育，而且要努力造福于民，全面鼓励生育。

　　老实说，全面放开二孩对于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来说所能释放的政策效能将是十分有限的。从2011年以来我坚持认为，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入了“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即便未来两年有短暂的生育率回升，但生育量过小也形不成强势的“婴儿潮”，生育率反弹的势能因为70后女性失去适龄生育的战略机遇期几乎丧失殆尽。如所周知，根据优生学理论，1980年出生的女性现在已经到优孕优生的临界年龄（35岁），而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特别是城镇地区）多数是独生子女。单独二孩遇冷已是事实，全面二孩遇冷恐怕也难逃预期。对于70后母亲来说，纵然有生育权限和生育条件，恐怕也无生育能力和生育机会了，徒叹奈之何？对于80后母亲来说，则普遍遭遇了“生得起养不起”的生育危机，虽然有生育权限和生育能力，但时间、精力、人力、收入、住房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复合的生育条件并不一定满足生育二孩的愿望。高生育成本、精养育模式让不少年轻家庭不堪重负，望二孩止步！对于90后母亲来说，基于社会养育环境将更富挑战性和“90后新生代”生育责任和意愿更弱这一事实，90后生育率只会更低，甚至不育文化更加蔓延。

　　如此看来，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婴儿潮”，然而中国也几乎没有可能再来“婴儿潮”。然而，至少从人口学的观点来看，中国亟需生机澎湃的“婴儿潮”来创造新生生不息的人口红利，依凭年轻人口活力来冲淡“高龄社会”的暮气，通过“生育多子化”来纠偏扭曲失衡的人口年龄结构，创造一个充满希望和力量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