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不知什么时候起，农村普通本科生成了“特殊群体”。相比上职业院校的农村学生，他们更勤奋，天赋似乎更好。相比上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他们可能一样勤奋但天赋稍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境况，让他们一方面有心气，一方面囿于出身弱势，往往成为大学一毕业即失业的首当承重者，用社科院的数据来说就是，他们是就业最困难群体，毕业生有三成失业。

　　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在“农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之外，这个群体又多了一重标签——高失业率？即便或上升为某种社会现象，笔者不愿这种所谓的社会现象被广为讨论。因为即便是不公平现象，讨论多了，不公平的也会成为“合理的存在”。就好比说，某个用人单位在筛选应聘书时，看到”农村出身+某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的信息，会不会得出“高失业率群体”的结论？并影响用人单位做出公允不带偏见的判断？

　　“农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本来就有愈演愈烈的污名化之嫌。被媒体妖魔化的毛坦厂中学就以批量生产“农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著称。光帮助复读生上高职院校不会造出神话，像衡水中学那样动辄造出上百个北大清华生没那些资源和实力。媒体对毛坦厂中学的诟病就是，这些出身农村考上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就像机器生产出来的标准件，大学毕业后势必现出原形，失业率高的就是他们。社科院的报告似乎验证了这一结论。笔者反对对他们加以“高失业率”的标签，因为知道被标签的弱势群体容易产生受害者心理，有受害者心理的人容易自暴自弃，动辄归咎出身和社会，而且容易产生侵略性，客观导致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不公平。

　　中国青年报指出，对这个群体的人要施以援助，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升他们的信心。其实不然，对某个群体进行援助等于承认他们的弱势地位，标签化农村大学生的主体没什么好处。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迪顿认为，援助本身可能会消磨落后者奋斗的意志、掩盖各种制度缺陷带来的不足，从而让不平等长久持续下去。援助并不可能真正解决不平等或贫困，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唯有通过提升国家能力一途。

　　套用迪顿的说法，对农村出身的普通本科院校学生，标签化甚至援助他们对他们没有好处，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唯有通过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和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再者，对农村大学生而言，知道光上大学还不够，毕业后由于竞争力不足容易失业，主动调整自己本来端着的心态，别动辄拿找不到工作就考研考博麻醉自己，反而容易激发出他们奋斗的动力，从而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境况。从这个意义上看，某种不公平、弱势地位的存在可能会有利于社会活力。

　　问题是有存在，但很难说是现象，而且现象化对所谓现象主体反而不利，还是希望媒体高抬贵手，希望公众正常对待，别把高失业率炒成“农村普通本科院校生的”的第三重标签。

　　文/程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