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广西男孩李楠，7月23日被骗入传销窝点，在心理防线快被攻破时，大学好友们凑了一万六千元，委托反传销人士将他救出。这一新闻将民间反传销组织的运作，呈现在公众眼前。而据报道，由于缺少监管，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高昂收费及身份不合法，带来的是众多的质疑与风险。（8月10日《新京报》）

　　反传销组织收费一万六千元捞人，很多人质疑是在赚黑心钱。这个钱花得值不值。但同样是深陷传销，有的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也有人及时逃离魔窟，具体环境不同，捞人的风险也不同，若只看到反传销组织的高昂收费，而无视其背后的潜在风险，未必公允。

　　传销之祸，亲历者都会有体会。反传销组织寄生于传销之上，靠捞人、反洗脑营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正常不过。它能做成一门生意，是因为背后有庞大需求，这部分需求又对应着相关部门在打击传销上的力有不逮。至于说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私力救济，该以公益还是以市场的面目出现，也无所谓定论。如果当公益来做，那该给予鼓励，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扶持；如果当生意来做，也没必要苛责。如“中国反传第一人”李旭2006年到2008年激情反传，做纯公益，不收任何费用，被解救者自愿给钱，结果反而是不可持续，身边的专业志愿者越来越少。

　　不过，反传销目前并非高度成熟的一个领域，对于一个处在灰色地带的行业而言，反传销组织与传销组织当然存在勾结可能。前者收钱，后者放人，暗中分成，也能形成利益链。再者，如报道所言，目前的反传销收费无标准、资质认定无门槛。因身份不合法、违规运营诱发的负面问题，确实值得反思，但若向上追溯，反传销组织的野蛮生长，何尝不是管理滞后的结果？

　　反传销组织机构的乱象，需要的是监管，而非一味制止。如果职能部门能够在组织挂靠、资质审批、运作监管等方面着力，为反传销行业提供标准化的管理体制，反传销的诸多乱象也都能得到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