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白云区清扫保洁服务外包招标打破常规，把招收失地农民作为竞标加分条件，变开标后老板选工人为开标前工人选老板。政府还推荐失地农民代表与各投标人举行供需见面会，给了失地农民选择老板的权利。此招标改革，让一些环卫工人每月工资同比增加450元。（见6月6日《河南工人日报》）

    政府环卫服务公开招标，附加了一个招用失地农民的加分标准，竟然能使环卫工的工资每月增加450元。据5月底的新闻媒体报道，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在全国垫底。去年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1030元，据称今年将提高18%，可至今仍是1030元。从各地城镇已实行环卫市场化的实践看，保洁服务的环卫工人队伍主力，都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的失业职工或农民工，因为劳动报酬低，连中年人都难以吸引。贵阳市政府外包环卫工作招标的一个小变革，未必增加多少财政投入，却让竞标环卫工作的公司有了增加环卫工人劳动报酬的积极性。

    6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一个突出主题是“放权”，李克强总理强调说：“‘放’是放活，而不是放任；‘管’要管好，而不是管死。”虽然总理是针对政府“简政放权，促进创业就业”而言，却对各类市场化的活动都有深刻的意义。

    城镇环卫工作外包的市场化已成为一个趋势，但由此也出现了问题，企业不是公益性的慈善单位，当企业切分政府支付的环卫服务费这个蛋糕时，会尽可能给劳动者少分一些。结果大多数城镇的环卫工人队伍，出现了“老龄化”和“临时工化”，城镇的年龄偏大难以就业的失业人员，宁可等着政府安排公益性岗位，也不去应聘环卫工，因为相比之下环卫工作更辛苦。

    环卫工人在市场化中很尴尬，不知道怎样去争取更多的权益。曾有位市总工会主席到下面慰问环卫职工，看到那些年迈、吃苦耐劳的环卫工人，每月只能拿到当地最低工资，感到工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谁来代表环卫工人拓展他们的权益？显然，这些环卫工人只签过劳务协议而没签过劳动合同，他们自身没有能力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也不知道归属哪个工会，应由哪个工会代表他们与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会主席只能建议承揽环卫工作的公司，能不能对政府支付的承包费少些提留，向政府相关部门建议，对外包环卫工作财政多些投入。

    在环卫工作市场化中，属于外包的环卫工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工会组织对环卫工人只有帮扶的举措，诸如动员社会的力量，给环卫工人找一个能喝水歇脚的地方，设立环卫工人的帮扶基金，让部分突遭天灾人祸的环卫工人能解燃眉之急，偶尔给环卫工人免费体检等，而这些并不能解决提高环卫工人劳动报酬的根本问题。

    解决环卫工人的劳动报酬过低及增长过缓的问题，关键还是在政府。2010年，上海市总工会调查显示，上海环卫工人平均工资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四成。在上海市政府主导下，从2011年起上海开展的环卫系统的工资集体协商，其实就是工会与各级政府环卫机构的集体协商，使上海环卫工人劳动报酬连年来得以增长。近年来，包括省会广州在内的广东省多地发生环卫工人自发停工事件，使得政府不得不重视环卫工人待遇问题，专门提高环卫工人的工资水平，规定环卫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110%.

    从环卫工作市场化这个改革角落，人们可以感受到政府放开却不能放任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如何管好而不会管死的重要性，对政府放开市场和治理社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把劳资矛盾置于可控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