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频繁起夜，白天按时上班，宝贝只能扔给老人或保姆照看……这是大部分职业女性产后面临的现状。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3年，由社保提供3年的生育津贴或由财政出资保障，以改善幼儿家庭紧张的生活状况。

　　延长女性产假，类似呼吁由来已久。但如何延长？延长到多长？历来未有公论。“产假3年论”横空出世，其略显夸张的主张，不出所料引来阵阵围观。只可惜，在一片“其心可鉴，其言难行”的悲观论调中，此一高度理想化的建议，似乎早早就要寿终正寝。

　　无论如何，所谓“3年产假”一说，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省的契机。一直以来，对女性就业权、生育权等权利的捍卫，整个社会都做得不尽如人意。法律层面的允诺再美好，也难耐职场的残酷。当我们缺乏一套健全的执法和惩戒框架，当女性无法便捷地投诉、维权、索赔，任何关于产假的纸面表述，都难免意义寥寥。一言以蔽之，在资方强势劳方弱势的大背景下，前者完全可以通过业绩考核、纪律淘汰、合同约定等等合法手段，来实现对后者的精准打压。

　　在商业文化中，所谓用工道德，几乎无从谈起。雇主对雇员的个体权利和诉求缺乏认同，而只是热衷于从人力市场寻找廉价的、可替代的、无差别的“劳动力”。正是鉴于此，很多人方才担忧，“3年产假”会进一步降低女性竞争力，乃至使之彻底沦为职场边缘人……身处一个低福利且法律约束偏软的社会，雇佣关系总归更为脆弱和功利了些。产假困境，仅仅是一系列劳资矛盾的一环。

　　低水平的公共福利、职工福利，一度促成了商业社会早期的资本积累。只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育的今天，还要继续牺牲个体权益，来支持企业主体无序做大吗？即便“3年产假”所兜售的美好光景不切实际，但市场雇主们终究要习惯，低廉人力成本时代已然过去的事实。尊重女性生育权、休假权，让女性职员体面地工作和生活，乃是一个成熟市场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