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部摄像机，董志国拿到衡东县委副书记谭建华的赌博铁证。7月4日，他聘请的私人侦探跟踪到宾馆，通过窗外的摄像机，捕捉到牌桌旁的谭建华，甩着成沓的百元钞票。董志国匿名举报至衡阳市纪委，不久，谭建华被免职。8月10日，董志国被警方带走，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监视居住，52天后他才回到家中，监视居住也并没有解除。（10月9日《新京报》）

　　官员匿名举报上级领导后，被以一个经不起法治考量的罪名限制人身自由，而被举报者则被迅速委以重任，这在情理上难以让人接受，政治伦理和法治正义也备受拷问。因此，如何化解官员举报上级之后的“被抓”疑云，相关部门绝不能迟疑和含糊。

　　实在讲，下级官员通过侦探手段获取材料举报上级领导的做法，绝不能助长和提倡，恰如专家说言，侦探式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治秩序，违反程序正义，对法治和社会不利。两年前，上海一“公民神探”把4名法官拉下马的“非典型式复仇”，不可复制，不易复制，也不宜复制。

　　尽管如此，相对于侦探式反腐对政治伦理和程序正义的危害，“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做法危害更甚。从种种迹象看，此案疑点重重、漏洞百出，让公众产生“暗箱操作”、“打击报复”的联想并不奇怪。一次匿名举报就成了犯罪嫌疑人，这对政治伦理和法治正义所造成的伤害绝不能小觑。

　　一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依据不足，有欲加之罪的嫌疑。根据《刑法》，该罪涉及的信息范围是特定的，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显然，对董志国的侦探举报行为治罪，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二者，对董志国的监视居住地不是其住处，而选择在衡阳市纪委专门的办案场所，且律师要求会见未获许可，甚至连正面回应都没有，这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也是对律师执业权利的漠视。要知道，今年9月16日，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刚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此外，举报时匿名，但身份很快就被查了出来，这无疑会大大增加社会举报的恐惧心理，即使重金悬赏，也很少有人甘愿冒这种风险。诡异的是，免职不到一月，被举报者就被委以重任，这种“良苦用心”向外界传递的信息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公众的担忧和恐惧。以后，谁还敢举报官员的违纪违法行为？

　　因此，相关部门必须给社会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解释，若任由疑云发酵，将危及公权公信力和法治正义。（陈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