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全省科技创新推进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山西省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干部“习惯”在住地办公，不到办公室办公。他要求“从今天开始，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律到办公室去办公”。王儒林特别提及了正在调查的原山西阳泉市委书记洪发科案件，表示“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作风懈怠，萎靡不振，经常不按时上班，晚来早走，或者半天上班、半天休息……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7月20日 澎湃新闻）

　　“官员到办公室去办公”，在公众看来似乎只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这一底线要求居然要被“专门强调”，也实在显得有些尴尬和无奈。正如王儒林所言，“不少官员习惯在住地办公”。此类懈怠、慵懒的官场作风，既有悖于公共权力的运作规范，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某些公职人员任性而为的做派。对此，迫切需要追问的是，诸多常态化的职业规制，何以无法保障官员到岗履职？看似缜密的规则设计，为何总是一再妥协于官员的个体偏好？

　　必须承认的是，公务员尤其是中高级别的公务员，也许并不适合刷卡签到、定点考勤的那一套。领导干部一职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工作内容多种多样，办公场景频频切换。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公职人员“在非办公场所办公”的现象，虽然时有发生却获得了广泛的谅解与包容……但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延，极少数官员已然将之视作常态，甚至于还变本加厉，迫使同事、下属等等，也接受并配合自身独特的“办公习惯”！凡此种种，示范之恶不难想见。

　　“在住地办公”，最开始无疑是一种临时性的变通和通融，长此以往却成为了一种家常便饭式的劣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突破基本岗位规范，无法保障必要工作时间的公职人员，还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发挥应有的作用。且，尤为恶劣的是，个别上层官员肆意而为的办公习惯，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会向下级传导、向四周扩散，从而导致某地官场生态趋于整体性的失范、失序——之于此，洪发科一案便是典型的例证。

　　办公地点的随意化，实则指向了一个更为根源的问题，那就是在日常语境内，针对较高级别官员的管理，往往是抓大放小、粗线条的:明显的违纪违法固然会被严惩，但那些细枝末节的偷懒懈怠、迟到早退行为，却极少会被追责。试问，作为一个城市的一把手，又有谁能来对其进行考勤和督促呢？理论上来说，此举不仅不可实现，而且本就没有必要。中高级别的官员，理应被纳入更高端的激励体系中，而不是每天为了应付打卡签到疲于奔命。

一般认为，针对基层科员，适合采取定向考勤、绩效考核一类的措施；而针对较高级别的官员，则适用于目标管理，以价值与使命感为驱动。可是，现实的案例提示我们，不执着于对领导干部进行琐碎的考勤，并不等于纵容其不负责任的自我沉沦……所以，但愿“官员到办公室去办公”一类的呼吁，能够让某些官员对自己的身份与职责恢复“知觉”，从而避免陷入那种被围观、被整治的尴尬境地。（然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