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选举刘金国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他也成为了近年来第二位政法系统出身的中纪委副书记。《人民日报》曾报道，刘金国担任领导职务30多年，爱人一直是临时工。他审批过近20万个“农转非”指标，自己的38个亲属无一跳出“农门”。

　　刘金国多年来身居高位，妻子竟一直是个“临时工”，这有点让人惊诧。君不见，公考频频遭遇“萝卜招聘”，“拼爹”上位层出不穷，导致一些职位动辄沦为私相授受的家族名器。而刘金国妻子长期是临时工的事实，显然与这种认知产生抵牾，引发热议，并不奇怪。但这恰是此事吊诡之处。按照心照不宣的官场运作逻辑，刘金国本有能力让妻子“转正”或调动工作，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在一个上升渠道顺畅、规则预期明确的契约社会，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但现在正常的却变得不再正常，而唯有不正常的事儿，才具有新闻价值，才能获得关注度。虽然媒体与民众不吝于给刘金国大片激赏，却仍旧让人五味杂陈。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民众对刘金国妻子长期是临时工的热议，激赏也好，哀叹也罢，其实都寄托了一个“镜中我”的形象。一方面，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才华跻身上层，获得体面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关系文化盛行，又让他们体面生活的诉求变得无比缥缈。刘金国妻子“临时工”的讯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表达内心的出口，此时，刘金国与其说是一名公正无私的高官，倒不如说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符号。公众借他人团扇，说自己秋凉，他们关注刘金国与刘金国之妻，正是关注他们自己。

　　只有每个人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才会缓解民众的这种公共焦虑。要知道，一个良好社会，一定是一个让民众免于规则焦虑的社会。社会选材标准唯有让规则取代身份，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