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商人所送的百万现金，以自己儿子的名义捐给寺庙，是否算“受贿”？最近，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案中这笔“功德款”引起争议。一审认为黄志光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所获功德并非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产性利益，因此未认定这100万元为“贿款”。检方提起抗诉，认为捐赠不影响受贿，该案上月二审开庭，尚未终审宣判。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除“索贿”外，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在大部分欧美国家的法律中，甚至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里，都不包括这一构成要件。现实中，这一规定成为我国很多官员为自己辩护的“尚方宝剑”。众多学者和检察官呼吁，受贿罪的入罪条件不合理，已成为打击贪官的法律障碍。

　　“谋利”要件，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写入法条，之后围绕该要件的争论一直未平息。支持保留者认为，此要件可以突出受贿罪的权钱交易性，更好地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区分；反对者表示，为他人谋利与否，只能说明情节轻重，可作为加重处罚的条件，不应成为入罪门槛。

　　黄志光的案例有着代表性和戏剧性，而官员在婚丧嫁娶、年节乔迁收受礼金之时，普遍存在“不谋利”的受贿行为。文强在庭审时就曾辩称，朋友和下属拜年祝寿的礼金是“礼尚往来”，不能算受贿。司法实践中，与文强持类似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因为某些官员很清楚，一旦将“谋利”要件去除，收受礼金将从违纪上升到违法。

　　对官员的“礼尚往来”严加约束，当真会过于苛刻吗？在全球范围，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立法禁止公职人员违规收礼。美国1992年颁布的《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中，将礼物分为两种：外部来源和政府行政雇员之间，对于外部来源的礼物，有利益关系和业务往来的都禁止接受，其它的礼物价值也不得高于20美元；对于雇员之间，官员不得向上级送礼或从另一个比他收入低的同事那里收礼，在“婚丧嫁娶”等特殊场合，也只能送10美元以内的非现金礼物。而在香港，上到特首下到普通公务员，只能保留400港元以下的礼物，其它一律上缴，且所有礼品都必须申报在册，公开供普通市民查询。

　　可见，立法对官员收取礼金进行规范，不仅不是矫枉过正、不近人情，反而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官员自身也可以规避潜在的腐败风险。事实上，现在部分官员收取的礼金，不仅数额巨大、手段隐蔽，动机上也难逃长期投资、感情投资之嫌，岂是一句“不谋利”就能推托的？破除反腐掣肘，“谋利”要件的去除已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收礼入刑”亦亟需厘清标准。如此，方能在传统习俗氛围浓厚的当下，让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规范获得实质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