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我把2016年的神剧《请回答1988》拿了出来。这部剧相当于韩国人的《我爱我家》，描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韩国人的日常亲情与家庭。“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透过剧中角色的故事看到了自己”。

　　看着18岁的德善坐在胡同的台阶上和爸爸聊理想，德善不知道自己的理想，而爸爸的理想是孩子健康，我流泪了；看着德善爸爸失去母亲后，和少年阿泽喝着酒聊着思念母亲，年轻的、年老的男人一起泪流满面，我也流泪了；看着正焕爸爸在生日那天心情不好却找不到原因，和妻子聊天中发现自己生日这天最想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又流泪了……正是在聊天里，流淌出我的青春、家庭、亲情。

　　已经离开我7年，亲爹老罗的面孔竟也开始模糊、遥远起来，看着《1988》，和老罗的几次聊天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一次是青春期，我莫名和妈妈大吵一架，老罗躺在我身边，跟我说了些很寻常的话：妈妈很伤心很辛苦，要理解妈妈。老罗的语调缓慢温存。锁着眉头的父亲，苦口婆心，这寻常的一幕一直在我记忆深处。我年龄很小就住校，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不多，更少见父母之间的温存。那一刻，我很诧异，回头看了一下灯光里老罗的脸，不苟言笑的他原来内心这么温暖。青春期焦躁应该从那时起不治而愈，记忆里从此不再无理由地叛逆。

　　还有一次是工作后，老罗骑摩托车去接回家过年的我，3公里，老罗的摩托车晃晃悠悠还两次熄火，我靠在老罗背上，就像小时候坐在他晃悠的自行车后面一样担心摔倒。那天，在“动荡”的途中，老罗跟我聊一笔小生意该不该参与，我不假思索地跟这位高级会计师分析了利益得失，老罗连连点头。冬天里的夕阳淡淡的，老罗回头看我，他一直“青春不老” 的脸不知何时长了褶子，我恍惚间突生疑窦，在老罗心中，我什么时候长大的？

　　老罗最后一次和我聊天，接近我27岁生日。当时是我工作的第二年，月薪不足3000元，正在为是否要留在理想而夕阳的报纸行业迷惘，同时还焦虑不安地去学车。老罗问我，什么时候带他到二环上兜风。我一愣，哈哈大笑起来——几天前，有一条北京二环十三郎半夜飙车的新闻。几十年来一直热爱看报纸的老罗，一定还在坚持看那晚了好几天才会投递到家的报纸。他没有理会我“你还在从报纸上看过时的新闻”的嘲笑，反而说，若是生日之前学会开车，他会资助我买车。

　　我的困顿，我的迷惘，我的窘迫，我的失落，东方式父亲老罗无一不知晓，可含蓄和怯于表达让东方式家庭的爱显得似乎很匮乏。东方式家庭不流行坦露心声，东方式父亲老罗在洞悉我的职业忧虑后绝不会跟我说“我相信你，继续坚持你热爱的报纸行业”，那太像美国大片而不是中国人的日常。

　　聊天是东方式亲情坦露的良机，聊天中透露的也是“于无声中现惊雷”的爱。一如我的东方式父亲老罗，云淡风轻地告诉被职业前景困顿的我，他还在坚持看报纸，报纸还有坚定的读者，你继续向前走。东方式的爱或许就是这样，它不忍说，甚至不敢说，说出来反而显得伤筋动骨，尴尬无比。它是暗河潜流，是沉睡的火山。然而生活中，我们需要时机重新发现亲情的美好和稀缺，而聊天就是东方式亲情最好的馈赠。

　　聊天，让我以儿女的姿态意识到老罗在我生命的烙印。我和他没有什么不同，我爱我的孩子，同时我也笨拙地不会和儿子聊天。生活也不是我儿时幻想的理想国，充满着各种慌张和荒谬。

　　我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好好地和亲人聊聊天，然后转身抹掉泪水，一如往常地向前走。